两年前，英特尔在亚太地区设立的第一家研究机构—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ICRC）从嘉里中心搬到了融科中心。同时其名称也正式变为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有限公司。2005年6月，杜江凌出任ICRC总经理一职，接替了他的前任刘钦华。“作为一家单独的法人机构，我觉得这样在各方面都会方便一些。”
　　其实，英特尔在全球的研发体系一向都采用“矩阵式”管理模式，像ICRC这类研发机构，英特尔在全球还有十几家，均由CTG进行管理。而在亚太地区，除了ICRC之外，英特尔还在印度和韩国设立了类似的机构。这些机构的组织架构往往都是CTG的镜像，与其保持一致并下设三到四个针对不同领域的实验室。 [ 全文>> ]

　　正是这样一群人为微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今年6月，MSRA获得了“中国计算机图形学大会”为其专门设立的“特别奖”。此次大会的组委会主席彭群生教授在颁奖时这样说道：“微软亚洲研究院长期不懈的努力，为国内相关领域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做出了突出贡献。”截至目前，MSRA已在全球发表了1200多篇被沈向洋称为“非常了不起”的论文，拥有了几百项专利，并有200项技术被集成到了微软现有的和下一代的Office、Windows、Media Center、Xbox、Tablet PC等产品中。作为科研成果的诞生地和商业产品的孵化器，它的发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影响着微软的未来。设立在北京的亚洲研究院已经成为微软除总部之外的全球第二大研究院。 [ 全文>> ]

　　在清华大学东门内一片朴素的建筑群中，风格时尚而现代的FIT（信息科学与技术）大楼显得格外惹眼。而作为清华大学信息科学院的教学、办公基地，这所大楼也以另一件事而闻名—有多位受聘于清华的、国际一流的计算机领域的教授、学者云集于此。这其中就包括了图灵奖(被誉为“计算机学界的诺贝尔奖”)至今惟一的华裔得主姚期智，以及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及首席科学家沈向洋。
　　其实沈向洋与姚期智已是旧识。而姚的归国任教，使得沈向洋心中一直在“秘密”思忖的一件事情逐渐变得明晰，这件事就是在微软亚洲研究院成立一个理论研究组。 [ 全文>> ]

　　在微软的整条产品研发链条上，ATC是一个面向应用的、直接影响微软产品的研发机构，其衔接基础研究和产品开发的重要性，常被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总裁张亚勤在多个场合下反复提及。“ATC的创办是非常成功的，”张亚勤说，“它现在简直就是雷德蒙的一个明星，微软公司的每个产品组都想要跟其合作。”
　　随着发展，微软亚洲工程院对微软的贡献也开始引来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即将发布的Windows Vista、Office 2007中，有多项功能是ATC研发的。而在美国Info World杂志最近评选的“微软Exchange Server最重要的十项技术”中，竟然有三项都来自微软位于北京的这家亚洲工程院的贡献。[ 全文>> ]

　　走进位于清华科技园的ERI，扑面而来的，就是一种自由到近乎欢快的气氛。“我们的专家们可以自由地在不同的项目之间转移，他们还可以选择不同的工作伙伴，选择不同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王星耀这样对本刊记者形容宽松自由的环境。去年才刚从Sun的美国总部调回北京，接替宫力出任ERI院长的王星耀显然对此感到骄傲。
　　在ERI，研发项目的选择是自由的。Sun的研究人员们可以在不同的项目之间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调换，即使是两个项目之间完全处在不相关的领域，比如从某个芯片项目和跳到操作系统相关的项目，研究院里的领导也不会加以干涉，“只要那个项目组的人愿意接受，我们当然没意见。”王星耀说。[ 全文>> ]

　　“趋势的研发中心更像是所学校。”钱海川说，“我们鼓励改变，鼓励学习新知识。”
　　从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开发经理、项目经理、研发总监到运营总监，这一步步走过来，钱海川总是在接受挑战，不过钱海川说他喜欢挑战，有挑战才有进步：“在做工程师的时候，就做了很多项目，面对的技术难题在不断变换，这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种很棒的体验，每天都能接触到新东西是件让人兴奋的事。甚至还可以换换老板，向有着不同经历、不同风格甚至不同语言的高级经理学习，对各方经验的培养都是难得的机会。同时，趋势也鼓励跨地域的人员流动，硅谷、台北、东京和南京这几个研发中心经常有人员的相互流动和支援。”[ 全文>> ]

　　在中国消费者眼中，NEC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尽管这个名字耳熟能详，但几乎很少有人能尽述其具体的业务方向。曾经蝉联超级计算机榜首的“地球模拟器”的缔造者？手机制造商？软件服务商？这些似乎都不足够准确。
　　而对于刚刚成立3年的NEC中国研究院，这样的神秘感更加强烈。9月8日，在NEC中国研究院成立3周年的庆典上，NEC的技术面貌终于有了较为清晰的轮廓：NEC展示了包括Wi-Fi、RFID（无线射频识别）、手机搜索购物系统、移动信息管理平台等在内的多项为“普适信息服务”（Ubiquitous Information Services）而创造的研究成果，涉及通信标准、RFID芯片、软件等领域，层面广泛。[ 全文>> ]

　　提起毕博（BearingPoint），熟悉咨询行业的人都知道，它是全球“四大”管理咨询公司之一，脱胎于原来的毕马威管理咨询（KPMG Consulting）。
　　但如果要问起毕博全球开发中心是做什么的，恐怕能回答上来的人就不是很多了。但正是这样一家默默耕耘着的开发中心，正以其独特的业务定位，快速成长为毕博业务链条中的关键一环，也催生出中国软件外包领域未来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我们正在向总部申请，看能否成为一家独立对外接包的中心，这样一来，估计未来两三年内我们会有一个飞跃式的增长。”毕博管理咨询全球高级副总裁、大中国区主席陈玲生表示。[ 全文>> ]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在广播体操的音乐声中，位于北京东方广场的某栋写字楼高层露台上，一群衣着整齐的白领们正跟音乐动作一致地伸胳膊伸腿儿。这场景是每天下午三点CA中国技术中心（即CTC）的例行“集体课间操”时间，那些正在做操的人都是CTC的员工。音乐声中，还不时夹杂着一些闲散的对话。
　　“Ivan，明天的球队训练你会去吗？”
　　“我？看情况吧。”
　　做完操，在茶点区喝了一杯咖啡之后，CTC的总经理张圣鸿一边跟自己的员工们打着招呼，一边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领带，走回办公室，重新投入到他的下一项工作中。[ 全文>> ]

　　SAP中国研究院的前身是中国研发中心，成立于1997年，隶属于SAP中国，当时主要是做SAP产品的汉化工作。在1995年成立SAP中国分公司到1997年期间，SAP在中国的第一批客户是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如柯达、宝洁等。但经过“灯塔计划”和一段时期的市场培育，SAP开始被中国本土企业所接受，但这时产品的本地化问题突出，因此SAP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建立了100余人的中国研发中心。
　　那时的芮祥麟已经回到SAP中国区工作一段时间了，作为SAP大中国区高级副总裁，他当时负责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的咨询业务。咨询业务中大量的二次化开发需求使芮祥麟总免不了经常和研发中心打交道，而他自己又是软件开发者出身，他格外关注起研发中心的发展。[ 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