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华需要各方面。

以安全、便利为基本要求，汽车作为交通工具帮助人们行至快，达至远。上世纪，美国打响了汽车工业革命的“第一枪”。1908年，福特汽车公司生产出世界上第一辆属于普通百姓的汽车-T型车，标志着世界汽车工业革命就此开始；1913年，福特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条流水线，被誉为“世界工业史上创世纪的发明”。

以此为基，福特逐渐从只生产廉价T型车，扩展到高端车型的商业领域。1922年，福特收购了以总统名字命名的豪车品牌林肯，随着路虎、阿斯顿马丁等也在后来被其收入麾下，福特真正成为超级汽车巨头。

欧洲是豪车品牌的发源地和聚集地。上世纪中期，以举世闻名、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文艺复兴的人文底蕴为摇篮，意大利孕育出“让世界充满梦想”的法拉利跑车，在F1赛道上尽情演绎速度与激情。赛车不仅是车手水平的竞技，同时也是车品性能的较量。在国际汽联的严格规定下，自Alberto Massimino设计的Tipo 815型赛车（8缸，1.5升排量）开始，法拉利在材料、底盘结构和引擎上不断进行技术革新，作为制造商总共16次赢得冠军。

跟浪漫的意大利人相比，精益求精的德国人在豪车生产中走出了“科技感”，表现在举全国之力的工业产业链的强大支撑和先进的工业理念。德国主要的四个豪车品牌——宝马、奔驰、奥迪和保时捷约占全球豪华车市场份额的80%。拥有83.5万名工人的汽车业是德国最大的雇主，约占德国出口的五分之一。

如果把豪车仅看做符号或奢侈品，那确有些资本主义色彩。但作为汽车行业的“高端制造”，豪车以革命性的技术解决方案推动社会变革，以卓越的手工工艺成为平庸者难以企及的舒适、美学、性能典范，在世界各地历史长河的荡涤中自持与革新，展现其对一个时代的物质和精神影响力，营销也是一样。

这才是真正的意义。

在商业逻辑里，“量”永远不是最重要的。营销以需求为主，也以供应为主。人们认识事物从“量”开始，从而更深刻地把握“质”，同质的事物由于数量不同，在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往往不同，这在日益个性化发展的社会中愈发明显。

“质”之所以为质，是因其保持了事物成为自身并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这既包括生产者所投入的物质资料的总和，也包括在消费者内心不可替代的心理认同、设计理念、以及品牌主张等。

就品牌主张而言，人的思维和身体一样奇妙。以流通为中介的消费过程所创造的价值在“质”中占有绝大比例。由品牌效应引发的联想、知名度给产品带来巨大附加值，品牌溢价能力才是核心竞争力，试图把车卖给所有人只会与既定目标南辕北辙。

生产与营销者以人为本，用根基性的力量和永不过时的能力等“内在确定性”因素，去抵御经济周期等诸多“外在不确定性”因素是生存发展之基石。

在商品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这些物具有了一种神秘的力量，为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崇拜，马克思称之为“商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导致社会对于物的评价往往直接决定了人的评价，一种以物的交换价值为导向的价值体系会塑造人的精神状态。

一方面，人对外物的感知来源于内心的情感诉求，对“美”的追求、对个性的崇尚乃是自然而和谐的生活态度。

另一方面，无法忽视消费产品运动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信息的作用。这就导致在大众传播的视域下，产品有着相对极端的正面或负面的隐喻。这种符号化、商品化过程既具动态性也具扩张性，充满冲突和不确定性。

《易经·系辞》阐述了这种辩证关系：“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被万物各自的形象与用途束缚，就不能领悟、回归到无形的道体之中。即使拥有超越“形”“器”的质性，人也应脱离显化的外在，去寻求内心的丰盛。

孔子言，“君子不器。”在“形”之变中坚守“道”之不变，功利性价值或不是最终目的，看似无用的大道更值得尊敬。一切的结果，或都是这样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