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经历和学习了近百年历史的中国人来说，原创力不足恐怕多少是一种民族焦虑。在“一穷二白”的时代，我们还顾不得创新不创新的问题，解决温饱是第一要务，但到了改革开放后，西方整个二十世纪的发展进步再次让我们大吃一惊，总设计师坐在日本高铁上那句“快，太快了”就是这种复杂情绪的真实写照。

那种焦虑在今天当然已经缓解了很多，但并未消除，在中美贸易摩擦和技术打压的大背景下，这种焦虑再次浮出水面。

科技原创：一条艰辛之路

为什么中国在近代至今没有掌握原创科技的命门？这个问题不仅困扰着中国人，也困扰着西方人。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即是对这一问题的质问。

李约瑟难题分为两段，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中国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什么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则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李约瑟难题的出现可以说是清末以来民族焦虑的准确概括，而李约瑟作为一个英国学者，又不仅仅是在民族情感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他的问题里更多地有一种社会科学的态度，试图从更客观的角度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

李约瑟提出了几个主要论点：他认为“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使用，很多发现停留在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李约瑟特别重视数学问题，在这三个论点中，他认为古代中国人缺乏数学精神，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个问题源自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

李约瑟的研究结论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今天的中国人多少在课本上或整个90年代的大众媒体上接受过这类观点。但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恐怕并非过去怎么样，而是将来怎么样？我们是否可以吸取过去的教训而获得强大的原创能力呢？

原创并非易事，从清末至今的200年间，关于原创，种种障碍横亘在中国人面前。

洋务运动被后世批判为仅仅在器物层面引进了西方技术而并未真正改革制度和精神。的确，我国真正的原创大约在晚清和民国前后，晚清派出的留学生在海外学习了西方先进的知识，慢慢地，零星的科研成果开始产生。李四光提出了地质力学的原理和方法，竺可桢研究了中国四季气候变化的规律，裴文中在周口店发现了北京猿人头骨和大量古生物化石，侯德榜发明了侯氏制碱法，还有严济慈的压力对照相乳胶感光性能影响的研究，曾昭抡对“亚硝基苯酚”的研究。这些都是近代中国经历了种种民族危机后迸发的第一道曙光。

然而原创的道路是艰辛而崎岖的，相对于欧美自工业革命以来暴风骤雨式的科学与技术进步，中国的科技进步仍然非常缓慢。

整个民国时期，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都被不断的政治动荡和战乱所困扰，除了上述那样零星的科研成果，没有更多的进步。科技的大幅度发展，要等到新中国的建立。建国后，我国通过计划经济和全国范围内的5年计划，组织全国的力量进行科研发展，并且大力向前苏联学习，在短短30年里，我国工业的诸多方面完成了从无到有的突破，建立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为我国在当代的科技原创环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艰难却可贵。

新世纪：繁荣与复兴

时间进入21世纪，我国的科技原创终于迎来繁荣的时代，各个领域的科技企业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我国科技企业在互联网时代掀起了原创的高潮，随着互联网在我国的蓬勃发展，智能终端的科技创新也随之繁荣了起来，从近期的数据来看，中国的ICT行业创新投资比例最高，为44.7%，而汽车研发投入的比例也占到了11.4%。这样的成就是在近百年民族复兴的精神下取得的。

观察当代我国的高科技原创企业，有三项指标值得研究，分别是，原创基础、原创精神，以及原创策略。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下，这三项指标反映着一个科技企业当下的创新力与未来的创新可持续性。

原创基础指科技企业在当下已经取得的创新基础，包括但不限于资金、人脉、技术积累等，今天在这个层面能达到科技创新的企业都是已经有多年创新投入和积累的企业，如华为、大唐、京东方、联发科，百度等，应该说，原创基础给一个科技企业的原创提供了可能性，越是具有原创基础的科技企业，越容易继续积累实力和原创成果。

而原创精神则指任何一个科技企业的管理者和劳动者进行原创的内在动力。需要考察企业的主体成员无论在组织架构，还是行动决策上，是否总是将原创放在首要位置。因为企业的原创始终需要具体的参与者，活生生的人来完成，而人的行动选择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内在的动力。外在的原创成果必然来自内在的坚持。

最后则需要考虑原创策略问题。基础与精神固然是一个企业进行原创的坚实保证，但具体的策略行动则关乎成败，在基础与精神之外，策略是一种技术性工作，企业策略早已成为一门学科，原创的基础和精神只有通过科学可靠的策略才能真正实现。华为在发展阶段几次遭遇经营危机，而在危机中，华为每次都使用果断的策略保护了原创的基础和成果。

未来，优势与挑战并存

在当代，我国科技创新的基础是各高等院校和研究院，先锋则是各大高科技企业。企业的优势在于能够有效组织高科技人员将现有科技成果较为有效地转化为社会效益。

华为自成立以来就在这方面卓有优势，而直到今天，华为仍然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科技创新企业。2020年华为的研发投入为167亿欧元，进入全球工业企业研发前三，超越了苹果。而2019年，中国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途径提交专利申请5.9万件，首次超过美国跃升至全球第一。就数量来说，中国企业在全球研发2500强排行中的上榜企业数量在2020年也达到了536家，为世界第二。

这些都说明我国在新世纪的头20年里已经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厚积薄发，自建国以来，几代人的辛勤努力终于收获了一定的成果。但也要看到，我国的原创科技仅仅刚刚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欧美上百年的积淀，我国需要追赶和补齐的短板还很多。

比如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仍然不足，在短期内似乎影响并不太大，但长期来看，基础科学研究的相对薄弱必将制约我国的科技原创。

这一点，中科院院士王贻芳有过透彻的说明：“如果没有掌握科学规律，人们就不能举一反三，只能单纯就事论事，那么就永远摆脱不了落后的命运。”“从根本上说，科学应该是主干，技术是主干上发展出来的枝叶，没有科学只去做技术，最终可能什么也得不到。”

当我们关注今天中国的原创科技时，基础科学研究是我们必须着力重视考察的。华为被打压制裁的事件就是我国基础科学研究薄弱的典型教训。华为有芯片设计能力，但国内却没有能够生产高制程光刻机的企业，出现这样的危机，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我国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薄弱。

今天中国科技原创企业的蓬勃发展为我国从创新大国迈向创新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可喜地看到，在经历了贸易争端和技术打压事件后，国内的相关行业迅速行动开展行业内及行业间联合，投入巨大资源力争补齐短板。相信在不久的未来，我国的科技原创可以整体上获得国际先进地位，引领人类思想、精神和科技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