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世界首例宣称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我国诞生，这场由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牵头的项目，一经报道，全球哗然。随之而来的几乎是舆论一边倒的反对和谴责，质疑的声音主要聚焦在学术道德与医学伦理的评判上——在有效性和安全性还未确定的情况下，基因编辑是否能够作为临床研究应用在人体胚胎上。

对于基因编辑技术本身，其实很早就已经出现，近年来该技术在我国的发展尤为迅速。在应用方面，主要分为体细胞基因编辑和生殖细胞基因编辑两种，其中生殖细胞基因编辑，又分为预防治疗和增强两类。贺建奎所主导的这次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就是用于生殖细胞的增强。所谓增强，就是超过了人类本身的能力。比如人类本身不具备免疫艾滋病的能力，通过基因编辑使其在理论上能够抵御艾滋病。但就目前的技术水平来讲，理论和现实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无法保证基因编辑后不会脱靶，甚至无法确保经过基因编辑出生的婴儿能够平安长大。技术本身存在的较大不确定性是这项研究迟迟没有进入实验阶段的主要原因。

这不禁让人想到，霍金在他的最后著作《对严肃问题的简短回答》中的终极预言：在未来的富人阶级中将出现经过基因编辑的“超级人类”，他们不仅具有优于普通人的身体素质和寿命，甚至可能连记忆力和智商都凌驾于常人之上。

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似乎证明了霍金的预见，在霍金的推论里，掌握社会资源的富人将在更短的时间里具备改造基因的能力。而关于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加剧，导致基因技术用于制造“阶级分化”的担忧也就不无道理。

退一步来讲，人类在编辑或改造基因之前，必然会面对社会规则和伦理与科技应用的博弈。技术注定要发展，但发展的前提是受到价值理性的导引，同样的，人们对于伦理的认知也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进步的。二者的关系相辅相成，而人性，就是平衡二者的最后底线。

目的决定了手段的合理性。想要理性看待这种问题，先要思考人类未来需要的是怎样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