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现代唯物主义视角反观那些怪力乱神之说，难免会嗤之以鼻。经过新时代洗礼的我们自认为站在了时代的最前沿，以高姿态俯视一切陈俗滥调，嘲讽那些对神灵卑躬屈膝的信徒们。无条件接纳与全盘否定是对这看似无法调和的二者的惯有态度，也进而成为了一种贯彻于实际的个体“信仰”。

当哥白尼与伽利略粉碎了人类“宇宙中心”的幻梦之时，认知的边界得以显现，旋即细碎一地。夜空中的繁星不是为我们升腾闪烁，那颗燃烧的恒星也不是因我们而普照大地。人们终于将牛顿定律奉为宇宙运转所遵循的恒久不变的铁律，转而又迎来了爱因斯坦掀起的打破牛顿经典物理教义的革命。宇宙的范围随着人类认知的突破得以无限放大，被打开的新世界不为牛顿力学所约束，中子星、类星体、黑洞的一个个登台亮相令囊括它们的宇宙变得越发陌生神秘。

自认为一次次走在时代最前沿的人们，反而被人类的不断探索与发现困在了一个未曾有过的自卑与自负的牢笼里。一面不得不卑微地卸掉主宰者的身份，承认自己是宇宙中的很可能并非唯一的普通特例，另一面又将那份被压抑的“领导者才能”施于被否定的却仍顽强不息的意识产物，至少要保持运筹帷幄的姿态宣誓自己的权威性和引领性。

无论科学发展到何等地步，人类始终都无法逃离自身的限定，无法跨越有限与无限之间的鸿沟。当意识成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所在，它既为我们带来了思维，也为我们带来了痛苦。文明不断积淀，在释然的同时又产生新的困惑，在无法填平的鸿沟中既生出希望又滋生恐惧。于是，某种缺乏足够证据的东西得以有了盘踞的空间，进而生根发芽。它不需要多么优渥的环境，仅一隙便可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存在。而它生来不是为说服每一个理性之人存在的。

正如神灵，人们寻求一种超自然力量以突破现实桎梏，超越一切有限的典型。无关乎政治与宗教，前者将其沦为一种统治的手段，后者只是这种存在的诸多表现形式中的一种，它们不过是在充当着催化剂的角色。也更无迷信一谈，那是居心叵测之人为达目的所进行的蒙蔽与歪曲。死亡对人类而言仍是一片未知的领域，是人类一直探寻的终极问题，没有人能真正阐明死后的境地，或者，根本就无死后一说。纵使生命的终结乃万物循环往复中的普通一环，也无济于绝大多数人难以将它参透。因而，在人类对诸如死亡等问题感到恐惧与痛苦时，神灵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理想且必然的调和产物。

《皮囊》中一开始不信鬼神的母亲，在外界施加的精神压力与折磨下，做出了若诞下男婴便信奉神灵的决定，幸运的是（它理当被定性为一种幸运），她如愿以偿，得以在那叫人窒息的狭隘空间中存活。后来的母亲，又借神明之力助将父亲的英灵引至寺院，让他赎完阳间待偿尽的罪。待一切尘埃落定时，她热泪盈眶，释怀了父亲的突然离世，不再牵挂，瘦弱的肩膀在无数次打击下仍旧是撑起整个家庭的力量。

此时，神明的意义和必要性早在其产生之初就已寓于其中，而对神明存在性的证明又岂能成为第一要务。

人所相信的又何止于神明，纵然是笃定“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或是“生命在于运动”这类毫无背离科学之嫌的个人行事准则，也都与前者别无二致。它们无一例外地演化为一种深刻的内在自觉，渗透日常，成为指导人们一切行为的无形力量。正如人们力图寻求一种统一理论来囊括量子力学、引力及其他相互作用一样，人们亦需要一种统一的、具有“无概念的普遍性”的引领性力量来安抚恐惧、减轻痛苦，为无所畏惧的夜郎自大加注羞耻，进而实现一次次现实中的超越。

而一切超越皆有其现实的根据，即使洛夫克拉夫以局外人的身份将绝对的凌驾于众人想象之上的统治力量与无尽的黑暗赋予古神和旧日支配者，试图“终止或打破那种永远禁锢着我们，并且挫败我们对无限宇宙空间的好奇心的、时空和自然法则所具有的那些恼人的限制”，那些强占了设定有上帝领域的“新神灵”，承载的也不过是在现实打击之下对于身而为人的渺小和罪恶感，以及对于罪恶的恐惧与臣服。

不依靠证据的存在与现实之间连接着一条通路，只是这通路往往被打折了腿。像古代殿宇的遗构被风沙一点点埋没，人们常常忘记最初的起点，摒弃对于“无概念的普遍性”的自由的感知与追求，然后居于时代的前沿，对所谓的“离经叛道”嗤之以鼻。

人类的征途何止于星辰大海，支撑与引领人类前行的又何止于眼前这有限的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