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某地，不知是什么时候拍下的一张照片，只记得当时看到这景象时被震撼到了。那是一种油然而生的恐惧，面前在建的高楼如同一个庞大的怪物闯入我的视线，脑海里随之浮现的是1900身着大衣站在舷梯上面对浩瀚陆地的情景。

地面上的世界是一架拥有百万琴键的钢琴，那些琴键没有尽头，键盘是无限延伸的。他始终没有迈出那一步，那个无形的东西令他恐惧、害怕、无法承受。眼前的这座高楼似乎是那种东西具象的一个缩影，不能说它与1900内心里的有多么贴合，至少，我相信我那时的感受离他是更进一步了。

城市原始的样子是钢筋混凝土的结构，人们入驻生活为它填充了人文气息，使它有了血肉，不再是一具令人战栗的骨架。然而，一切感受，包括这外在的世界，终究是源自人。

社会，为人而诞生的社会，成为了客观存在的一部分。社会依着客观规律发展着，以人为主导的一切活动都被纳入其中。而人的活动，带有极为充分的主观性，构成了世间万象。这在某种层面上是宏观与微观的关系，是历史与时代的关系，也是整个社会与人的关系。

人的内心，似乎比海底还要深。纵使时代变迁，社会更替，有些本质的东西还是难以改变。就如同鲁迅先生讲国民的劣根性一般，“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尽管过去几十年，社会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但是观之国民，有何变化吗？得到的自是一个否定的答案。

不过，一些人还是能透过纷杂的表象看到这种实质的存在。无论是《海上钢琴师》中的1900，《人间失格》里的叶藏，亦或是其背后的作者太宰治，又或是弃医从文的鲁迅......这些人看似毫无关联，却无一例外地被孤独包围着，而这种孤独有别于隐匿在每个人心里的孤独。

埃里希·弗洛姆说过：所谓精神病症患者，可以被视为在争夺自我的战斗中不准备彻底投降的人。在他们中间，有些人在与自我抗争，有些人在与当下的社会抗争，还有些人，抗争的是整个世界。而这些人的结局，因个体的不同有着迥异的命运。而他们，被视为是极少数的“异类”。

克里斯多夫与整个“世界”彻底决裂，满心欢喜地奔向阿拉斯加的荒野，奔向至上的幸福和喜乐，死于无从遏制得饥饿与无可抗拒的寒冷。“Beautiful Blueberries”这是他留下的最后字句。他应是成功了的，即便在这最后短短的一瞬间。

时代悲剧，是当下社会的本质，它终将映射在个人身上。悲剧二字或可去除，不需要如此命名，就像马勒将他第六交响曲的题名《悲剧》亲手删掉一样，“他一生所忍受的不如意遭遇”已尽在整部作品之中，倘若除开作品本身，他的痛苦和悲剧是无可言说的，因此不再需要这样一个肤浅的题目再去可笑地彰显强调些什么。

世界在我们成长的每一步中施行规定，施行无条件的强制。世界本身的性质及其“历史的”当下状态，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心底的声音，我们眼中的世界，是去接纳还是去抗争，还是以某种独特的方式去对待它。无论怎样，每一种状态与现实的冲突都有强有弱，也因此有了大部分人和少数人之分，也因而有了一些荒唐的社会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