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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一下当今最傻的一个问题:这有什么用?

2018-09-21 eNet&Ciweek/七目

人生无非有两个阶段:“小时候”和“长大以后”。

小时候,我们常被父母问及“这有什么用”:

“我想学陶艺。”“学这个有什么用?”

“我想参加围棋比赛。”“这有什么用?以后能当饭吃吗?”

......

那时,最有用之事便是学习,然后取得一个好成绩。其他与之无关的,都可被纳入“无用”之列。

长大以后,我们开始问自己和别人同样的问题:

“读这本书对我有什么用?”

“你又不是画家?费事地画这些有什么用?”

.......

这时候,我们常有意无意地做出一番考量:做这件事能给我带来什么切实的好处和利益。

正如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讽刺当下某些乱象时所说:“与升官有关的,与发财有关的,与出名有关的,都算是‘有用’的”。

社会越来越现实,人们步履匆匆,崇尚效率与效果,思想被“功利主义”主宰。

学生们问的问题变成了“我该怎么办”、“有没有什么速成的方法”,上班族们关注的是如何升职加薪,创业者们的焦点是怎样才能成为下一个乔布斯或者马云。

图书馆里摆在显眼位置的通常是解决这类问题的书籍。在网上书店的总销售量中,排在前五十名的,也往往是一些教人养生、教人炒股、教人职场技能的书。

“有用”与“无用”的标准渗透于生活的点滴之中,中国人变得越来越务实,只会干有用的事,不会、不敢或不屑干无用的事,并以此来看待周围的事物。

慢慢地,我长大了

曾在知乎中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小时候背那么多古诗词有什么用呢?不能创造经济效益,不能挣钱,更不能当饭吃,为什么还要背这些东西?

一位知友写下了这样的字句:慢慢地,我长大了。春天看到盛开的桃花,就明白了什么是“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夏天,小舟从荷叶里穿过,便知道了什么是“接天莲叶无穷碧”,什么是“水光潋滟晴方好”;秋天,凉风乍起,梧叶飘黄,便知道了什么是“老树呈秋色”,什么是“苒苒物华休”;冬天,西风凛冽,天空阴沉,行人匆匆奔走,到了家烤着炉子,外边下起了雪,便知道了什么是“晚来天欲雪”,什么是“红泥小火炉”......

正是这些看似无用的诗词歌赋,为可以成为人才的人才带来了不一样的视野,不仅是为生活增添了无法言喻的诗意之美,也为一个人成为惊世之才创造了条件。

林语堂曾说:“看到秋天的云彩,原来生命别太拥挤,得空点。”如同绘画构图时留出的空白,人生亦需要留白。茫茫宇宙,生而为人已不容易,人生短暂又只有一次,岂能被名利填满,被身外之物所累?健康、快乐、友谊、亲情、夕阳、花香、秋河.....这些都是生命的馈赠。何不静下心来,细品“无用”之事,为心灵留一点空间,感受生活之美?

是谓:看得出美的才有动力,有动力才会成功。

追求物质的巧智之人往往多烦忧,为自己留一些时间,再培养一两个无用但真正喜欢的爱好,纵使它可能不会为你带来镁光灯下的奢华绚烂,却可能长久地流淌于你的生活与心灵之间,创造快乐,相伴一生。

不做无用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

事实是,有自己哲学和发现自己使命的,才会成功。而哲学,大多被认为是最无用;使命,大多被认为最扯淡。

法国对贵族的定义,是敢于为家族牺牲的人

莫言在诺贝尔晚宴致辞中说:“文学与科学相比较,的确是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文学的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

科学为我们缔造了“有用”的现代社会,其实用性是有目共睹的,而在文学身上,通常看不到如此直接的效果。可是,文学却有触及人心的力量,能够引发思想上的觉悟,继而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这是科学无法比拟的。

哲学亦是如此,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受众越来越少,已沦为一大“冷门”领域。但是,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生活处处需要哲学的指引。思想的解放与进步,价值的破坏与重估,甚至是其它领域的发展,也都需要哲学的引领与推动。

没有无用之学,没有无用之信仰,一切都是没有希望的。再怎么折腾,都没用。

在张曼菱的《西南联大行思路》中讲到这样一件事。当年正值日本入侵北平,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先生时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兼任北大哲学系主任。邓以蛰先生对还在读中学的邓稼先说:“儿啊,你要学科学,科学对国家有用。”后来,邓稼先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为我国的核科学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

邓以蛰先生的那句肺腑之言并非是对自己终身所学的否定,而是中华文明面对强暴发出的一种自强的呼声。

当时,西南联大三位常委(原三校校长)正在读大学的儿子也都做出了榜样:张伯苓之子张锡祜入伍空军,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和蒋梦麟之子蒋仁渊加入参战部队成为军事译员。张锡祜后血染长空,以身殉国。

他们不是“百无一用”的文人,而是深明大义并举家践行的中国知识分子。

科学的发展,国家的强大,最需要的便是这些思想觉悟之人的大无畏精神,无用之大用由此体现。

所有天才都是无用之学的大师,人生中一些很了不起的变化都是来自某种天才时刻

很多奇妙的灵感、伟大的发现与成就,并不是来源于精心的策划或是先见之明的有意为之,它们深藏不露,在看似无用的事情中慢慢积淀,然后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绽放。

梁文道在《悦己》中如是说:“读一些无用的书,做一些无用的事,花一些无用的时间,都是为了在一切已知之外,保留一个超越自己的机会,人生中一些很了不起的变化,就是来自这种时刻。”

乔布斯从斯坦福大学辍学去听美术课,研究san serif和serif字体怎样才能作出最棒的印刷式样。这样的行为无疑是彻头彻尾的“无用”之举,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会在他十年之后设计第一台Macintosh时发挥出不可估量的作用。乔布斯说:“如果我当年没有去上这门美术课,苹果电脑就不会有这么漂亮的字体。跟着我的直觉和好奇心走,遇到的很多东西,此后被证明是无价之宝。”

人生的每一步都不会白走,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不会浪费。以“有用”和“无用”来衡量一件事是否值得去做,无疑会错过许多意外的惊喜和更有价值的收获,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那些无用之事会在哪个关键时刻帮你一把。

人生如此,即便是科学领域亦需要大量看似“无用”的科学活动做“铺垫”。

有“数学王子”之称的高斯发明了非欧几何学之后,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都无法发表任何相关研究成果,因为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没有用”的。所幸,他未放弃研究。如今,相对论以高斯当年的研究为重要基础建立了起来,并挖掘出了丰富的实用价值。现在,整个世界都知道,若没有高斯的研究,这些举世瞩目的研究成果都将化为泡影。

在中国,遇科学家时经常会问“这个研究有什么实际应用”或者“它对前沿科技有没有什么好处”,若是科学家回答“没有”,那么这项研究很可能不再被支持。

纵观整个科学史,大量的基础性研究并非是为了立竿见影的实际应用,它们在很多时候是作为一个科学体系的基础,其应用空间也往往是在经历了很长的时间跨度之后才被发现的。

中国在应用研究方面比较占优势,而那些基础且核心的东西往往需要依赖国外,症结之一便在于此。当下,中国科学界需要的是能静下心来做原创性研究的人,而不是以急功近利的心态高筑“空中楼阁”的“成功”科学家。

“有用”和“无用”不过是带有功利心的人执着于外在的一个评价标准,以“用”为核心终会错过太多东西,以此度过一生,无疑是对生命最大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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