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第二十一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地球的另一端举行时，东半球某个城市正笼罩在“浓雾”中。如果当下的环境进一步恶化，代价将不仅是治理成本的增加，还会伴随一系列的民生问题。而当务之急，正如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说的：思想上的雾霾不除，体制上的雾霾就很难根除，空气当中的雾霾更难根除。

在为经济献一份力的同时，我们也为雾霾做了“贡献”

雾霾从开始就不单纯是环境问题，根源是社会系统的整个布局出现了问题。

所以，重要的不仅是我们呼吸到的霾，而是何时才有勇气承认我们对环境的责任与担当，让整个生态系统恢复正常。

物理上讲，环境有其自净能力，可以通过大气、水流扩散、氧化及微生物的分解作用，将污染物化为无害物。受污染的环境，在生物的参与下，经过自然过程，都具有恢复原来状态的能力。但是，我们依旧在不断刷新着“一年中空气最脏一天”的记录。究其原因，环境的治愈能力已超出了其自身能曾受的范围，处在一种无能为力的状态。

而环境的破坏，也不能简单归结为植物覆盖的多寡，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后遗症。我们在享受社会各项福利健全的同时，也应接受这样的结果，某种角度，我们自己造就了今天的状况，却仍旧置身事外，埋怨外界对于环境的影响，自身仍在追求效益而舍弃生态。雾霾不是一蹴而就的，他与整个经济规划息息相关，是注重区域发展，而遗忘空间生态布局的必然后果。

显然，比起对经济政治格局的重视，人们对环境的重视晚之又晚。

比改变环境更重要的是，改变当下对环境和效益的衡量标准。

一直以来，发展都局限在经济战略上，而不是空间战略。杨伟明说：“经济开发战略目的主要是促进经济均衡，缩小地区间GDP总量的差距。而空间发展战略，既考虑了区域间经济总量的均衡，也考虑了经济与人口的均衡，特别是考虑了经济和人口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均衡。后者的均衡是特别重要的。”

苍穹之下，雾霾不是环境现象，是思维硬伤

根据高德地图发布的《2015年Q3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显示，雾霾天北京的驾车用户出行量比正常天气下降仅1.23%,而雾霾天西安的驾车用户出行量比正常天气下降30.53%.从这一对比数字，可以看出即使环境恶劣，人们抱怨声连连，但在北京生活的人们依旧有极强的忍耐力。为什么？这和国内的城市布局有很大关系。

在经济经历了一定速度发展后，我们的城市格局并没有太大的调整，其本来就与发展规律不相符。就人口因素讲，人们坚信“北、上、广”这样的城市存在更多的发展机会，但城市本身的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人口涌入规模，造成城市环境承载力大大减弱。

这是社会问题，更是意识层面上的偏差，即使二三线城市近几年有了一定的发展，也仍旧没有引起人口的大范围流动。其中的原因无法深入探讨，体制上的欠缺，如户籍制度的弊端，不是一段时间就能改变的。而不改变，诸如人口等影响环境的因素就不会彻底变革。人口，也仅是引起整个生态恶劣的一方面。社会深层次的各方暗流均影响了今天环境的现状。

现阶段的目标，若无实质性的措施，若引起不了决策者心理和思维的彻底改变，环境问题可能仍旧停滞不前。

在北京雾霾最严重的一天，巴黎正在开气候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中国承诺203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2030年非化石能源比重提升到20%左右，2030年左右化石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30年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

这意味着，国内的产业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不仅是技术工具的提升，还有对整个产业发展战略、方向、速度的考量。也意味着，企业面对更多的社会责任，在自身发展的前提下，需重新审视价值观的树立。

生态待重塑只是社会问题的一个切面，若思维不变，将有更多的“霾现象”

前段时间柴静的《苍穹之下》受到热议，然后冷却，我们回归到重新思考环境与经济的关系。而整个体系的改变，更需一个国家各个层面力量的推动，大到国家的空间发展战略，小到我们自身的生活习惯。

近日，一位来自深圳的小伙，完成了他使用工业吸尘器为北京吸霾100天的《尘埃计划》第一部分，并携带这100天收集的灰尘做了一块板砖。当我们奋力将自然泥泞的道路一条条变直时，面对以此付出的代价，如今，将心中的泥泞渐渐除去已经显得刻不容缓了。

大家都在追求成功，但什么是成功呢？每个人的答案或都不同。

每个人小的时候，都听老师反复说过，最重要的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也可以重新叙述为当下人们说的成功观、幸福观、是非观。这些“观”都可以称为上文说的价值观，但什么是价值观呢？这是全历史、全世界唯一最重要的问题。

可能没有答案，但只要认真去问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