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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价值观角度看互联网金融

  2014年07月09日09:49  来源:《互联网周刊》  作者:姜奇平  
【文章摘要】  一般来说,客观实证容易导向的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而价值评价是本文的重点,它的角度是“致良知”,其导向是“合理的必将是现实的”.对中国的互联网金融,用价值尺度校正,目前尺度下的100分,可能只相当于“止于至善”标准下的20分。

  对当下的中国互联网金融进行测评,有两个角度,一个角度是客观实证(“测”的角度),反映“是怎样”;一个角度是价值判断,反映“应该怎样”(“评”的角度)。客观实证的代表是中国互联网金融、金融互联网综合服务水平排行榜,对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整体发展状态进行客观反映。一般来说,客观实证容易导向的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而价值评价是本文的重点,它的角度是“致良知”,其导向是“合理的必将是现实的”.对中国的互联网金融,用价值尺度校正,目前尺度下的100分,可能只相当于“止于至善”标准下的20分。而我希望从“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之中,导引出“合理的必将是现实的”方向。

  值得肯定的是,目前的互联网金融比此前的金融信息化,已取得阶段性的进步。最早的金融信息化,从上世纪即已开始,重心在完备技术工具,在国际术语中叫就绪阶段。没有解决的问题是技术与业务的结合,即所谓技术应用。目前的金融互联网,可喜之处在于把重心放在了应用上,而且应用从不全面,转向全面,从不深入,转向深入。而且从测度数据看,在市场影响力、创新能力、技术能力、服务能力方面,领先者已经取得了令人瞠目的高分。这是可喜可贺的。

  但用更高价值标准衡量,金融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目前还处在未入门阶段,当前的领先者需要拿着望远镜,才能看到最终的及格线在哪里,因此任重而道远。我提出三个价值性的标准,显现目前在“互联网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这一问题上,仅在应用高度看不到的价值层面的问题,它涉及客观能力的提高是加强做恶还是加强行善的问题。在这方面要澄清一些在重要原则上的是非不分。

  第一个价值标准,在用户最终满意度(民生)高度上衡量的金融经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价值是否吻合。

  这一标准涉及的是互联网机制问题。互联网机制的价值取向是信息对称和利益对称。工业化的机制是信息不对称和利益不对称。

  互联网的恶的应用,是用信息对称的工具,来做信息不对称的事(让委托人更深陷入信息迷雾),达到固化和扩大利益不对称的目的,从中让特殊利益集团不正当牟利,使虚拟经济偏离实体经济,从而损害民生利益。例如雷曼兄弟经理人的做法。

  金融界在这个问题上的是非不分表现在,坚持以信息不对称机制(旧金融秩序)来化解金融风险,而从体制上抵触以信息对称化机制(“新金融秩序”)来化解金融风险。以此方向发展互联网金融,虽然在每个微观应用上提高了用户满意度,但在宏观上起到的效果,却是以金融本位利益膨胀的方式偏离实体经济,这在客观上与民生价值观相悖,按金融标准的价值化,意味着民生标准上的去价值化。以此测出的结果,是所有微观高满意度加总得出宏观上总的不满意。

  对此,我们要问,金融互联网是否有助于去杠杆化,抵消影子银行对民生利益的侵占?如果金融互联网应用的主观目的或客观效果是在以金融自我强化为导向扩大杠杆化,它与影子银行就是一丘之貉。对它的能力提高,就要在价值上打负分。

  第二个价值标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是提高社会交易费用,还是降低社会交易费用?

  君子发财,取之有道。金融业有自身利益很正常,提供服务,获取回报,天经地义。问题在于这种利益不能异化,金融利益如果与社会经济利益融合一致,它就是善的,但如果凌驾于社会经济利益,就是恶的。价值观上的这种问题具体是要拷问,互联网金融节省金融交易费用,到底是在降低社会交易费用,还是增加社会交易费用?

  如马蔚华所看到的,互联网时代的支付具有两种功能,一是资金供求之间的中介;二是产品服务供求之间的中介。前者降低是金融本身的交易费用(从中大约可获利1.4万亿),后者降低的是经济全局的交易费用(从中大约可获利9万亿-25万亿)。互联网作为创新,如果只是降低前者,却扩大了后者。它在金融这个局部是善的,但在经济这个全局将是恶的。华尔街造成金融危机就是这方面的前车之鉴。

  只集中于金融局部考虑问题,是金融界认识互联网时常有的思维盲区。源于他们只看到了互联网是应用,而没看到转型,或把转型的实质看错。常见一种说法,认为“互联网金融归根到底是金融”就是这种思维盲区的表现,它与导致国有运营商OTT失败的“互联网是电信增值业务”认识异曲同工。国有企业不吸取前人教训,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其实,“互联网金融归根到底是金融”并非其美国老师的老师(如诺奖得主斯蒂格里茨、希勒)的金融观点,完全是一种中国式的山寨见解。其要害在于有意无意间,降低了信用可获得性(Credit烬vailability)在互联网中的核心地位。信用可获得性只在1.4万亿水平上是个金融问题,而在25万亿(国民经济交易费用)水平上是个信息问题。自我中心的金融界仅靠货币一己之力,解决不了的问题,必须通过向信息革命让权--把信用可获得性的主导权让给信息内行--来解决。

  目前在金融中应用互联网提高各种能力,都可以归结为节省金融交易费用。金融业所获得的总的1.4万亿利润,也属于这种服务的回报。但互联网时代金融的作用不仅在此,通过转型,要使金融产生甘居配角,以节省国民经济交易费用为中心己任的抱负,从而真正迈入以信息为中心的时代。转型要以降低社会经济交易费用为根本标准。这与金融赢利尺度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举例来说,提高清算结算上的赢利能力,从互联网价值观看,未必在得分。也许从放弃中得到的更多、更好。只有当互联网金融把重心放在节省国民经济的交易费用上,发挥第二支付在信息透明化上的潜力,才能取得自己的第二春。

  第三个价值标准,互联网金融是提高金融效率,还是提高金融效能?

  由于价值观不同,能力评价的尺度也会不同。互联网金融初期阶段的能力标准,都建立在效率这种价值观上;而高级阶段的能力标准,将转向效能的价值观。

  效能是效率相对于复杂性的变化率,即前一点效率随业务复杂度变化到后一点效率时,两点之间的比率。在两点之间,有报酬递减和报酬递增两种效能状态,业务越复杂成本越高,表现为企业越来越迟钝(工业病越来越严重);业务越复杂成本越低,表现为企业越来越灵活(更加信息化,越来越智慧)。

  具体到互联网金融上来说,应用阶段只能解决提高效率的问题,但无法解决提高效能的问题。单纯按传统思路提高金融效率,越做三大业务(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贷款),成本越低;越做小微业务,成本越高,我们称这种现象为金融工业病。互联网金融只有定位于转型,才能真正聚焦效能,同时兼顾效率标准和多样性标准,使之互补,灵活配置处于关系网络中的分散资源,解决为小微企业服务的难题。

  按照这些更高的价值标准来看,目前的评价还只是小儿科。在恭贺各位选手取得了幼儿园竞争的好名次同时,希望大家在小学、中学和大学继续取得好成绩。

姜奇平,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第一届国资监管信息化专家组专家,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常务理事,互联网周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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