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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第一号令是不是篡党夺权预演

2008-12-08 eNet&Ciweek

  1969年10月间下达全军的林彪的"第一号令"(原来的全称是"林副统帅一号战斗号令",后来有关中央文件的全称为"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与同时间内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人离京到外地、外埠一事,以及在此前后下放广大知识分子干部一事究竟有什么关系呢?若干年来,某些报刊文章乃至某些"文化大革命"的文史专著,对于以上几桩重要史事之间的关系,都在因袭着一种似是而非的因果论,近期内更出现了一种近乎荒诞离奇的说法。因此,对以上三则史事进行必要的考辨订正,还历史事实以本来面目,实属必要。为了便于澄清事实,这里不得不列举出一些不够准确的或完全错误的说法:例一:1980年12月5日至8日,在《工人日报》连载的《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一文的第十九节,有这样的记述:"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根据林彪'一号命令',将爸爸送往开封。"此处,林彪的"第一号令"被提前了一天。   例二:1984年8月22日,《人民日报》载《在江西的日子里》一文,在第二段开头这样写道:"人们不会忘记林彪反革命集团那罪恶的'一号命令'。我的父亲,自从被加罪为'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后,关押隔离已历时两年。这时他突然接到通知,要被疏散转移到江西"。   此处,误将林彪的"第一号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一事混为一谈。   例三:1984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聂荣臻回忆录》(下),在第862页中,对林彪的"一号命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关系,提出了如下的推测性分析:"因为军队的老同志们还在,这些老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自然形成的威信,有历史形成的所谓'山头',许多老部下仍然支持拥护他们,所以,林彪想通过第一个'号令',以战备疏散为名,把军队的老同志赶出北京,为实现他篡党夺权的阴谋扫清障碍。""接着,他们发出通知,要这些老同志疏散到外地,而且要马上离开北京。"此处的结论与历史事实不符。   例四: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的第309页,作者根据推测得出了一个结论:"1969年林彪的'一号通令'成了驱赶人们离开城市的最后通牒。"此处,作者作了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武断的结论。   例五:1989年4月,在几家报纸刊出的回忆文章《耀邦同志二、三事》写道:"一九六九年五月,按照林彪的'一号通令',团中央机关和各直属单位两千多人,一锅端地迁移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办起了'五·七'干校。"此处,林彪的"第一号令"被提前了五个月之久,于是,数月后发生的另一件事,荒谬地成为数月前那件事的直接原因。   类似以上任意夸大林彪"第一号令"作用和影响的错误提法,还可以举出许多。笔者认为这些错误说法的产生及其流传,大都是因为有关作者和出版者,受到条件的限制,难以弄清有关复杂情况所致(因为作出有关决策的当事人已大多过世,"文化大革命"档案材料的查阅又受到极为严格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从事"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专业工作者理应对诸如此类的重要史事的误解,担负起认真进行考辨和澄清的责任。   那么,历史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可以分三点来说。   第一,林彪的"第一号令"不包含疏散中央领导人这项内容。   证据之一:1971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称:"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趁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调动全军进入了战备状态。这样的大事,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   《通知》的这段话讲明了林彪"第一号令"的内容和结果是"调动全军进入了战备状态",其性质"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显然,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人一事不属"第一号令"范围之列。不然,如此重要的中央文件怎么会只字不提呢?何况,这份文件是经过毛泽东指示'照发'的。这意味着与此事有着最高直接关系的毛泽东本人对上述断语的确认。因此,也赋予了这份文件的有关论断以重要的价值。   证据之二:据有关调查材料证实,林彪从中共九大以后就专门研究战备问题。林彪让黄永胜调阎仲川到总参任作战部长,后又提升阎仲川为副总长,专门负责战备工作,管理作战、通讯、情报、机要等工作。1969年10月18日下午,林彪背着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让其秘书张云生向总参谋长黄永胜传达了所谓"紧急指示"。黄永胜于18日下午,布置阎仲川向下传达。阎仲川将林彪的"紧急指示"定名为"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命令",要前指作战组立即用电话向全军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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