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 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尚昆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中枢——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主任，也就是中南海的大总管，负责六处三室，联系着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作千头万绪。他深知责任重大，总是兢兢业业，言行谨慎，不敢有一刻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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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尚昆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中枢——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主任，也就是中南海的大总管，负责六处三室，联系着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作千头万绪。他深知责任重大，总是兢兢业业，言行谨慎，不敢有一刻懈怠。不分内务外事，不论昼夜节假，凡是党中央、毛主席有所指示，办公厅立即运作。他诙谐地说：“打麻将不是有张叫‘听用’的牌吗？办公厅的工作好比是‘听用’，什么需要就干什么。”
自1956年党的八大后，杨尚昆又在书记处分管工、青、妇和指导中央调查部的工作。尽管他在党和国家的职务序列中并非处于最前沿，但几乎每天工作至深夜一两点。
杨尚昆所处的地位极其重要，毛泽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他也是信任有加。没有料到的是，1965年，祸起红墙，杨尚昆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离开了中南海，其原因竟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
关于“窃听器事件”的缘由，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这样回忆：“所谓‘窃听器事件’，其实并不是什么窃听器，是录音机。它的起因是这样的：毛主席的一些讲话，因为现场没有录音，也不可能时时有人跟着记录，再说靠手工笔记也不准，事后想整理成文字找不到根据，传来传去很不准确，还出过一些问题。杨尚昆同志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为这事很伤脑筋。有一次，毛主席同外宾谈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真老虎的关系，安排了录音，后来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字，很准确。毛主席看后很赞赏，表扬了这件事。于是，就开始在中央领导同志开会，特别是毛主席讲话时，尽量安排录音。可有时候他们的谈话不是很正式，录音话筒往面前一放，就感到不舒服，有拘束。怎么办呢？有关工作人员就想了个办法，将麦克风用盆花挡着，看不见，领导同志讲话就比较放开了。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然而，后来却闯了大祸。1961年4月26日晚，正在河北省保定市搞调查研究的杨尚昆突然接到中办副主任龚子荣的电话：毛泽东为在专列上安装录音线路的事发了大脾气，并要求杨尚昆务必于第二天赶回北京。出现这样大的纰漏，杨尚昆自然十分不安，当晚，在日记中写道:“脑子中很乱，整夜未睡好。”
第二天下午，杨尚昆回到北京。他深知问题的严重性，一下火车，当即“向小平、彭真略谈了一下情况”。此后几天，杨尚昆又先后找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周恩来秘书康一民，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等人了解情况。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这次，毛泽东乘坐专列去广东一带搞调查研究。一天，毛泽东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办公室谈话。谈话后，服务员步出，恰遇另一专列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得意地说，他知道这位服务员和毛主席刚才谈话的内容。服务员问他如何知道的，那位工作人员便展示了录音设备。服务员转身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大发雷霆。
5月2日下午，杨尚昆向刚刚返京的周恩来总理汇报了“录音事件”。当晚，他仍感“心情不安、坐卧不宁”。8日晚，杨尚昆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录音事件的疏于检查作检讨并请处分”。20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和杨尚昆又在一起商谈了关于录音问题的处理意见。
处理措施有如下三条：一是决定田家英任中办副主任，以加强领导；二是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作出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三是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并决定给叶子龙、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
按理说，该批评的批评了，该处理的处理了，而且没有再犯同类错误，问题无疑是解决了。然而，到了1965年，这件事又被林彪、江青等人重新提了出来，并且说是杨尚昆“私自安装窃听器”，真是令人莫名其妙：其一，杨尚昆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安装录音机作录音记录，这本是正常活动，而且事前征得过中央的同意；其二，所谓“窃听事件”实际不是杨尚昆具体经办的，具体责任人是中央办公厅的一名副主任，但是，这名副主任反而没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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