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平视点：后现代经济——香港中文大学讲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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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t硅谷动力消息】6月17日，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了关于《后现代经济》一书的演讲。下来后，香港的邱林川博士对我说，以前一直在网上看我的文章，直到听了这次讲解，才明白那些文章说的是什么。惊讶之余，我发现，以前自认为我关于互联网的各种评论，说的是很明白的；但事实上，如果不将总的前提假设和思路沟通清楚，即使对于学者来说，许多地方也是难以理解的。
《后现代经济》是我的新著，即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它可以说反映了我的互联网评论背后的总的经济理论思考。在演讲一开始，我介绍了写这本书的动因：互联网十年观察下来，我发现有许多现象，传统经济学解释不了。慢慢发现，仅仅靠现象总结和经验归纳，难与同传统经济学家沟通。问题出在哪里？不是出在体系的保护带上，而是出在范式的分歧上。
后现代经济学是一场强暴，还是一场审判？
我认为，互联网是体变。体变，是指在现代化的范式上，发生了质变。典型的工业化经济与互联网经济，分属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两种具有本质区别的范式。如果不把对于互联网的解释的总前提说明白，后面的推论是难以形成共识的。
互联网的体变之处，经过高度概括简化，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分布式，二是互联性；这两个基本点，对应到经济上，就是多元化和自组织。它是后现代性取向的。传统经济学从根子上，不能容纳多元化和自组织，它是现代性取向的，现代性的根本价值取向是一元化和决定论（形之于经济人理性概念）。我们可以近似地把这种分歧，理解为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之争。
美国经济学家埃纳斯图.斯奎帕尼提2000年在《经济学中的后现代危机与反现代主义革命》中明确地界定了经济学中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区别。他说：“一言以蔽之，现代主义即是 ‘决定论’和‘唯实论”。
经济学中的后现代范式，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无人本主义本体论，强调心物一元，隐含了“关系”（如互联、交互）的有机性；二是对唯实论的价值论的否弃，转向多元化、个性化的方向；三是解释社会关系结构时不诉求一般均衡理论，而是分析价值集合（阿玛蒂亚.森称之为“能力集”）；四是把历史解释成一种目标开放的过程，强调历史的非决定论性质。
简单地说，决定论VS自组织，唯实论VS多元化，这就是现代性经济与后现代经济的根本分歧处。前者反映了启蒙运动的现代性主张；后者反映了第三次浪潮的后现代性主张。经济学的后现代化，就是在这一实践背景和理论背景下展开的。
《经济学家茶座》座谈会得出一个结论，“觉得经济学是现在惟一未被后现代强暴的学科”。然而，正如杨玉成在《后现代主义和经济学方法论》中指出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 2 0世纪重要的文化现象 ,如果我们想要把经济学置于广阔的理智背景中,就必须认真考虑这个文化现象”。李永刚在《后现代主义境域与经济学研究最新变革》中也指出：“现代理性与科学二百多年来所经营建构的事业,也无可避免地面临一种新的历史性检视。作为现代科学理性家族成员之一的经济学,又怎么可能继续自闭独行(autistic),逃避后现代主义这位新历史判官的质难?”
后现代经济学的公理体系：个性是经济的
说“经济学是现在惟一未被后现代强暴的学科”显然不符合实际，但经济学是唯一没有形成系统的后现代学科体系的学问，倒是确实的。其实，后现代主义理论中，并不缺乏经济学思想，巴塔耶写过《普遍经济学》、利奥塔写过《力比多经济学》、布尔迪厄建立过“实践经济学”。经济学理论中，也不缺乏后现代思想，卡尼曼和阿玛蒂亚.森，都是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但问题是，后现代经济学还处在专题性表述的阶段，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特别是后现代学者自说自话，难以沟通。
我在演讲时，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作为转换后现代经济学与现代性经济学话语体系的桥梁。数学的一个好处是，可以把后现代学者五花八门、稀奇古怪的自创术语，变成一种标准的表述，同相对严谨的现代性经济学进行语言沟通、对话。这个数学模型源自阿玛蒂亚.森的能力模型和德勒兹的褶子模型。在我看来，二者是等价的。可以在公理一级，显示后现代思想与现代性思想的差异所在。
阿玛蒂亚.森的能力模型，在形式上与新古典最优化模型很相近：代表供给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与代表需求的无差异曲线，通过分离定理，切于最优点X。森从价值多元化角度，进行了后现代的解释：将生产可能性边界内的区间，称为能力集。能力集与最优点的关系，好比数列集合与导数极值的关系。结合卡尼曼的名著《回到边沁》看，数列集合相当于价值区间，最优点相当于效用区间（导数集合，在特例下是一点）。卡尼曼主张从马歇尔的效用，回到边沁的价值。相当于阿玛蒂亚.森主张从理性效用，回到多元化的价值（他称为能力）。
这样一来，后现代经济学的问题域，与现代性经济学的问题域，就清清楚楚显示和区别开了：对现代性经济学来说，只有最优值最符合理性。因此现代性经济学的旨趣，全在求解最优值上。对后现代经济学来说，只有离散集合最符合个性。因此后现代经济学的旨趣，全在求解集合的离散性上。
这种区别，也可以通过一个命题来验证。对现代性经济学来说，效率是经济的，个性是不经济的；对后现代经济学来说，个性是经济的，效率是不经验的。前者对应的现实是，大规模制造是经济的，定制是不经济的；后者对应的现实是，个性化是经济的（如创意经济创造高附加值），大规模制造是不经济的（如中国制造缺乏利润）。更准确地说是个性及个性间的联合是经济的。这样就把互联网的两个方面——节点和互联——都概括了。也可说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
在《后现代经济学》中，我分别从价值论、交换论、组织论、资本论、制度论和福利论等几个角度，一一说明后现代经济学，是如何在离散空间一一解构最优值这个“宏大叙事”，并建构分布式的联合的。限于篇幅，不再一一介绍。
总的来说，后现代经济的问题，是离散价值空间求解问题，它反对同质化的最优。认为离散集合中每个“节点”，都可能是“最优”——相对于具体个性化情况的优化。它把现代性经济学统一的前提假设，解构为一个一个语境网络。从网络的上下文关系中，捕捉每个节点的具体意义。由此实现了对多元化、自组织的把握。进而获得对互联网现实的根本上的解释力。
《后现代经济》是我的新著，即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它可以说反映了我的互联网评论背后的总的经济理论思考。在演讲一开始，我介绍了写这本书的动因：互联网十年观察下来，我发现有许多现象，传统经济学解释不了。慢慢发现，仅仅靠现象总结和经验归纳，难与同传统经济学家沟通。问题出在哪里？不是出在体系的保护带上，而是出在范式的分歧上。
后现代经济学是一场强暴，还是一场审判？
我认为，互联网是体变。体变，是指在现代化的范式上，发生了质变。典型的工业化经济与互联网经济，分属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两种具有本质区别的范式。如果不把对于互联网的解释的总前提说明白，后面的推论是难以形成共识的。
互联网的体变之处，经过高度概括简化，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分布式，二是互联性；这两个基本点，对应到经济上，就是多元化和自组织。它是后现代性取向的。传统经济学从根子上，不能容纳多元化和自组织，它是现代性取向的，现代性的根本价值取向是一元化和决定论（形之于经济人理性概念）。我们可以近似地把这种分歧，理解为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之争。
美国经济学家埃纳斯图.斯奎帕尼提2000年在《经济学中的后现代危机与反现代主义革命》中明确地界定了经济学中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区别。他说：“一言以蔽之，现代主义即是 ‘决定论’和‘唯实论”。
经济学中的后现代范式，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无人本主义本体论，强调心物一元，隐含了“关系”（如互联、交互）的有机性；二是对唯实论的价值论的否弃，转向多元化、个性化的方向；三是解释社会关系结构时不诉求一般均衡理论，而是分析价值集合（阿玛蒂亚.森称之为“能力集”）；四是把历史解释成一种目标开放的过程，强调历史的非决定论性质。
简单地说，决定论VS自组织，唯实论VS多元化，这就是现代性经济与后现代经济的根本分歧处。前者反映了启蒙运动的现代性主张；后者反映了第三次浪潮的后现代性主张。经济学的后现代化，就是在这一实践背景和理论背景下展开的。
《经济学家茶座》座谈会得出一个结论，“觉得经济学是现在惟一未被后现代强暴的学科”。然而，正如杨玉成在《后现代主义和经济学方法论》中指出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 2 0世纪重要的文化现象 ,如果我们想要把经济学置于广阔的理智背景中,就必须认真考虑这个文化现象”。李永刚在《后现代主义境域与经济学研究最新变革》中也指出：“现代理性与科学二百多年来所经营建构的事业,也无可避免地面临一种新的历史性检视。作为现代科学理性家族成员之一的经济学,又怎么可能继续自闭独行(autistic),逃避后现代主义这位新历史判官的质难?”
后现代经济学的公理体系：个性是经济的
说“经济学是现在惟一未被后现代强暴的学科”显然不符合实际，但经济学是唯一没有形成系统的后现代学科体系的学问，倒是确实的。其实，后现代主义理论中，并不缺乏经济学思想，巴塔耶写过《普遍经济学》、利奥塔写过《力比多经济学》、布尔迪厄建立过“实践经济学”。经济学理论中，也不缺乏后现代思想，卡尼曼和阿玛蒂亚.森，都是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但问题是，后现代经济学还处在专题性表述的阶段，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特别是后现代学者自说自话，难以沟通。
我在演讲时，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作为转换后现代经济学与现代性经济学话语体系的桥梁。数学的一个好处是，可以把后现代学者五花八门、稀奇古怪的自创术语，变成一种标准的表述，同相对严谨的现代性经济学进行语言沟通、对话。这个数学模型源自阿玛蒂亚.森的能力模型和德勒兹的褶子模型。在我看来，二者是等价的。可以在公理一级，显示后现代思想与现代性思想的差异所在。
阿玛蒂亚.森的能力模型，在形式上与新古典最优化模型很相近：代表供给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与代表需求的无差异曲线，通过分离定理，切于最优点X。森从价值多元化角度，进行了后现代的解释：将生产可能性边界内的区间，称为能力集。能力集与最优点的关系，好比数列集合与导数极值的关系。结合卡尼曼的名著《回到边沁》看，数列集合相当于价值区间，最优点相当于效用区间（导数集合，在特例下是一点）。卡尼曼主张从马歇尔的效用，回到边沁的价值。相当于阿玛蒂亚.森主张从理性效用，回到多元化的价值（他称为能力）。
这样一来，后现代经济学的问题域，与现代性经济学的问题域，就清清楚楚显示和区别开了：对现代性经济学来说，只有最优值最符合理性。因此现代性经济学的旨趣，全在求解最优值上。对后现代经济学来说，只有离散集合最符合个性。因此后现代经济学的旨趣，全在求解集合的离散性上。
这种区别，也可以通过一个命题来验证。对现代性经济学来说，效率是经济的，个性是不经济的；对后现代经济学来说，个性是经济的，效率是不经验的。前者对应的现实是，大规模制造是经济的，定制是不经济的；后者对应的现实是，个性化是经济的（如创意经济创造高附加值），大规模制造是不经济的（如中国制造缺乏利润）。更准确地说是个性及个性间的联合是经济的。这样就把互联网的两个方面——节点和互联——都概括了。也可说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
在《后现代经济学》中，我分别从价值论、交换论、组织论、资本论、制度论和福利论等几个角度，一一说明后现代经济学，是如何在离散空间一一解构最优值这个“宏大叙事”，并建构分布式的联合的。限于篇幅，不再一一介绍。
总的来说，后现代经济的问题，是离散价值空间求解问题，它反对同质化的最优。认为离散集合中每个“节点”，都可能是“最优”——相对于具体个性化情况的优化。它把现代性经济学统一的前提假设，解构为一个一个语境网络。从网络的上下文关系中，捕捉每个节点的具体意义。由此实现了对多元化、自组织的把握。进而获得对互联网现实的根本上的解释力。
【责任编辑 宋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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