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 介】
百余年来，在“公共花园”（外滩公园）上的中外冲突，与中国人与外部世界的交流融合是一体的。这个过程充满矛盾与挣扎，至今也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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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地方
百余年来，在“公共花园”（外滩公园）上的中外冲突，与中国人与外部世界的交流融合是一体的。这个过程充满矛盾与挣扎，至今也没有结束。
外滩公园，今称黄浦公园，位于上海的黄浦江与苏州河交界处。它地处南京路东端，上海外滩之北端——今天这里是上海这个超级大都市的心脏地带。外滩公园占地约30亩，是个不大而漂亮的公园。一百多年来，在这里发生了太多牵动中国人情感的事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在北京从事文化工作的中年编辑何京生，还能清楚记得上世纪60年代当小学生时，看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时看到的情形：舞台上，一座公园的门口，外国巡警把守下，“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白底黑字牌子触目惊心，一群愤怒的中国人在牌子前愤而起舞。在今天的中国，从学童到老翁，老幼妇孺对这个牌子无不铭记于心，它成了中国近代屈辱史的一个标志。
外国佬来了
时间往前推100年。外滩公园那时是上海公共租界（即英美租界）里的一部分，只对外国人开放。再往前，即160余年前，那里还只是黄浦江边上的一片泥沙之地，但是，外国人已经开始到来，这里已经被划入租界。
根据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的《南京条约》，1843年，英国驻沪领事巴富尔等六人来到上海，与当地中国政府商定11月17日正式开埠。接下来，义记洋行、颠地洋行、怡和洋行等外国商事机构进入上海。
外国人来了，就存在居住的问题。根据《南京条约》，外国人可以在中国的五个通商口岸租房住。后来中英双方又签订《虎门条约》，对《南京条约》做出补充，规定外国人在通商口岸租赁房屋或营建住房，必须与中国官方协商并得到认可，但没有限制他们租赁或营建房屋的数量。租界的发端就肇始于此。
上海学者薛理勇的《旧上海租界史话》一书中，对这个历程有生动描述。
在一开始，外国人在上海城里租房住。那时的上海，只是个仅20万人口的小县城，居民还从来没见过西洋人。上海人对这些金发碧眼的洋人十分好奇，当最初的紧张害怕消失后，他们就尽可能地围观，小孩爬上屋顶看人家刷牙，妇女一看到外国人出来，就喊：“赤佬来了，快跑！”
不久，这种“华洋混处”的局面，随着上海道台与巴富尔签订的《1845年上海租地章程》而结束。当时的上海道划出县城外北郊“洋泾浜以北，李家庄以南”，即今天的外滩所在地，作为英国人的居留地，这里后来就成为了英租界。不到一年时间，外滩沿江的土地就被外国人以“永租”的方式租赁一空。
租界内的中国人
1845年英租界在上海建立后，英国人为合理规划和利用这块面积有限的土地，第二年组织了一个“道路码头委员会”。到了1853年，太平天国军占领南京，租界里的外国人顿时紧张起来，于是英国领事阿利国提出，英、美、法三国把各自的租界联合起来，共同组织一个市政机关，以选举产生董事，统一管理上海的租界。
当年的9月7日，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导致至少2万名上海人逃离上海县城涌进当时只有数百外国人居住的租界。原来“华洋分居”的局面又变成“华洋混处”。1854年7月11日，全体租界人会议通过了《上海英、美、法租界地皮章程》，选出了由7 人组成的“工部局”（hanghai Executive Committee）董事会。工部局不久改称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中文译成上海市政委员会或上海市政厅。这实际是一个拥有对租界的管理权、行政权、对人的管辖权、征税权的政府。刚开始，工部局只向这里的外国人收税，后也向住在租界的华人收税。
根据1948年上海市文献委员会做的“上海前公共租界历年华洋人口比较表”中统计，1870 年时，租界中的华人人数为75047人，洋人为1666人；1880年时，华人为107812人，洋人为2107人；到1895年时，华人已达到 240995人，洋人4687人。也就是说，工部局每年所拿到的税收，有一半以上来自华人。
住在租界里的中国人，除了为洋人服务的仆役，还有商人，有买办，有外资机构的中国职员，正是从他们中，产生了对华人不能进入外滩公园（英文称Public Park，即公共花园）不满的第一批抗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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