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彻底底的实用主义生活
2008-05-05 00:00 作者： 来源：eNet论坛
看过《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的都知道他就是一个实用主义者。福尔摩斯精通技击，法律，几乎熟悉每一个刑事案件的细节，却对文学知识、哲学知识一无所知，甚至连地球绕着太阳转都不知道。别人对他提出非议，他还振振有词的辩解：“这对我又有何意义？你说我们是围绕太阳转，可即便是我们围着月亮转，这对我和我的工作不会有任何影响。”
看到这里，我觉得我和他是一路人，虽然成就有大小之分，但道理都一样。比如说左和右，我在初中三年级之前一直分不清楚，还为此闹过笑话。但我并没有觉得这是一件丢人的事情，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方便。但到了初三下学期，物理上要学电磁感应，里面有个右手法则判断电流方向。我当时就想，法拉第、麦克斯韦他们这不是欺负人嘛，这不是明摆着剥夺人家没有右手的人学习电磁的权利么？我虽然不是右手残疾，但我分不清左右怎么办？事情还是解决了，我地理不错，知道当我面朝北的时候，西边是左，东边是右。这样每次做题，都要面朝北比划一下实在不雅，我就在右手的手心里用圆珠笔写上一个右字。这样，左右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我的手却一天天黑了起来。这天，我奶奶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把我拖过去用香皂给我洗得干干净净。恰好，这天是期中考试，恰好，考物理的时候又考到了右手法则，恰好，我所在的考场又是东西走向。于是，我调整身子面向北的时候，被监场老师严厉训斥，不许左顾右盼。
发生这件事情之后，我觉得圆珠笔很靠不住，还是像鲁迅那样用小刀刻上比较好，但我的手掌不比桌子，除了各种纤维之外还有不少的神经末梢。当时我们学校流行往自己身上刻字。有刻自己暗恋对象的名字的，也有刻字表决心的。但我没有见刻“右”字的。我没有刻，但我知道那是很痛的。比如暗恋梅艳芳的同学，只刻了一个“芳”字。如果往身上刻字这件事情很爽的话，他一定不会只刻三个字中笔画最少的一个，而会刻上“我爱你，梅艳芳”或者更甚刻上整封的情书。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是分清左右的时候了。于是，我就分清左右了。
我的实用主义发挥到极致是在初四的山东省数学竞赛上，我几乎靠一把直尺、一把剪刀就拿下了个一等奖。当考场里其他同学都在紧张运算的时候，我先后剪掉三张草稿纸，把里面最难的几个题目全部攻克。
但后面的化学竞赛就不行了，我不可能把那些瓶瓶罐罐搬到考场。唯一可以当场做实验的一个题目是燃烧塑料袋产生二恶英的，我仔细看了看监考老师的大眼镜，还是没有敢掏出火柴来。所以直愣愣的等到考试结束，差点交了白卷。
在中国有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就是高中分文理，大学里也有明显的文理科之分，比如我是学理出身的，就不能学中文，也不能学历史和政法。很多的理科学生都是实用主义者。有个师兄就跟我说，我最瞧不起学文的。学理多好，可以直接为社会创造财富。所有的成果都是实实在在的。学文的就是在一堆烂纸里扒拉来扒拉去，找到几颗古人的干屎橛子就觉得很了不起了。
我的这位师兄后来考到了一个北京名校的考古系，专门四处寻找类人猿、恐龙、始祖鸟们留下来的干屎橛子去了。我很想当面问问他，不知道是研究古人的屎橛子有意思还是研究恐龙的屎橛子有意思。 从实用主义来说，我们所学的大部分东西都是无用的。我有点羡慕我的长辈们，他们大部分学历并不高，比如我爸爸，他初中没有毕业就回家务农了，但他却能打一手极快的算盘。比如我的一个二爷爷就上过几年私塾，却能够写的一手好毛笔字。再比如我初中的一个数学老师，他说他上学的时候老师都带着他们去测量村里的粪堆的体积，去丈量村里的土地，宅基地。还有当时流行的华罗庚爷爷的统筹方法等都是实用主义的例证。
我们学的呢？∑、∏、∞、￡、大气湍流、二进制、苯环、时间膜、夸克、变异……
无疑，我学的这些东西都是好的，但我不知道怎么去用它们。
回到老家，一斤鸡蛋三块五，人家要称十块钱的，我就得掏出计算器。这个东西，我那文盲奶奶也能熟练操作；让咱写个对联，还得问问用钢笔行不行？好歹有机会炫耀一下，对着半亩荷花吟道：“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俺爹一个暴栗凿我头上：“这是芋头！唉，这孩子上学上傻了！”这时候，我才觉得，自己已经由一个实用主义者转到了对立面，而被更多的实用主义者所鄙视。
按说，我该觉得悲哀。可是很遗憾，我总能为自己找到辩护的理由。
就像那画着光腚女人的油画，在我眼里是一文不值的。不能吃，不能穿，擦屁股都嫌硬，但却能卖上几百甚至上千万美元。我不嫉妒。虽然它们于我无益，但我知道它们都是好的。就像我学的那些知识一样，对我的村人们的现实生活确实无益，但它们都是好的。就像很多人附庸风雅愿意出高价收藏油画一样，我现在已经愿意付出我的时间和精力去掌握一些对我的现实没有用的知识，理的也好文的也好。
学识上，我不要做实用主义者，所有好的，美的，理性的，感性的，古代的，现代的，当代的，将来的，我都愿意去接受它们。
生活上，我要一如既往的做个实用主义者，我不要知道怎么搭配衣服，不要知道流行趋势，也不要知道哪儿火锅好吃。
看到这里，我觉得我和他是一路人，虽然成就有大小之分，但道理都一样。比如说左和右，我在初中三年级之前一直分不清楚，还为此闹过笑话。但我并没有觉得这是一件丢人的事情，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方便。但到了初三下学期，物理上要学电磁感应，里面有个右手法则判断电流方向。我当时就想，法拉第、麦克斯韦他们这不是欺负人嘛，这不是明摆着剥夺人家没有右手的人学习电磁的权利么？我虽然不是右手残疾，但我分不清左右怎么办？事情还是解决了，我地理不错，知道当我面朝北的时候，西边是左，东边是右。这样每次做题，都要面朝北比划一下实在不雅，我就在右手的手心里用圆珠笔写上一个右字。这样，左右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我的手却一天天黑了起来。这天，我奶奶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把我拖过去用香皂给我洗得干干净净。恰好，这天是期中考试，恰好，考物理的时候又考到了右手法则，恰好，我所在的考场又是东西走向。于是，我调整身子面向北的时候，被监场老师严厉训斥，不许左顾右盼。
发生这件事情之后，我觉得圆珠笔很靠不住，还是像鲁迅那样用小刀刻上比较好，但我的手掌不比桌子，除了各种纤维之外还有不少的神经末梢。当时我们学校流行往自己身上刻字。有刻自己暗恋对象的名字的，也有刻字表决心的。但我没有见刻“右”字的。我没有刻，但我知道那是很痛的。比如暗恋梅艳芳的同学，只刻了一个“芳”字。如果往身上刻字这件事情很爽的话，他一定不会只刻三个字中笔画最少的一个，而会刻上“我爱你，梅艳芳”或者更甚刻上整封的情书。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是分清左右的时候了。于是，我就分清左右了。
我的实用主义发挥到极致是在初四的山东省数学竞赛上，我几乎靠一把直尺、一把剪刀就拿下了个一等奖。当考场里其他同学都在紧张运算的时候，我先后剪掉三张草稿纸，把里面最难的几个题目全部攻克。
但后面的化学竞赛就不行了，我不可能把那些瓶瓶罐罐搬到考场。唯一可以当场做实验的一个题目是燃烧塑料袋产生二恶英的，我仔细看了看监考老师的大眼镜，还是没有敢掏出火柴来。所以直愣愣的等到考试结束，差点交了白卷。
在中国有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就是高中分文理，大学里也有明显的文理科之分，比如我是学理出身的，就不能学中文，也不能学历史和政法。很多的理科学生都是实用主义者。有个师兄就跟我说，我最瞧不起学文的。学理多好，可以直接为社会创造财富。所有的成果都是实实在在的。学文的就是在一堆烂纸里扒拉来扒拉去，找到几颗古人的干屎橛子就觉得很了不起了。
我的这位师兄后来考到了一个北京名校的考古系，专门四处寻找类人猿、恐龙、始祖鸟们留下来的干屎橛子去了。我很想当面问问他，不知道是研究古人的屎橛子有意思还是研究恐龙的屎橛子有意思。 从实用主义来说，我们所学的大部分东西都是无用的。我有点羡慕我的长辈们，他们大部分学历并不高，比如我爸爸，他初中没有毕业就回家务农了，但他却能打一手极快的算盘。比如我的一个二爷爷就上过几年私塾，却能够写的一手好毛笔字。再比如我初中的一个数学老师，他说他上学的时候老师都带着他们去测量村里的粪堆的体积，去丈量村里的土地，宅基地。还有当时流行的华罗庚爷爷的统筹方法等都是实用主义的例证。
我们学的呢？∑、∏、∞、￡、大气湍流、二进制、苯环、时间膜、夸克、变异……
无疑，我学的这些东西都是好的，但我不知道怎么去用它们。
回到老家，一斤鸡蛋三块五，人家要称十块钱的，我就得掏出计算器。这个东西，我那文盲奶奶也能熟练操作；让咱写个对联，还得问问用钢笔行不行？好歹有机会炫耀一下，对着半亩荷花吟道：“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俺爹一个暴栗凿我头上：“这是芋头！唉，这孩子上学上傻了！”这时候，我才觉得，自己已经由一个实用主义者转到了对立面，而被更多的实用主义者所鄙视。
按说，我该觉得悲哀。可是很遗憾，我总能为自己找到辩护的理由。
就像那画着光腚女人的油画，在我眼里是一文不值的。不能吃，不能穿，擦屁股都嫌硬，但却能卖上几百甚至上千万美元。我不嫉妒。虽然它们于我无益，但我知道它们都是好的。就像我学的那些知识一样，对我的村人们的现实生活确实无益，但它们都是好的。就像很多人附庸风雅愿意出高价收藏油画一样，我现在已经愿意付出我的时间和精力去掌握一些对我的现实没有用的知识，理的也好文的也好。
学识上，我不要做实用主义者，所有好的，美的，理性的，感性的，古代的，现代的，当代的，将来的，我都愿意去接受它们。
生活上，我要一如既往的做个实用主义者，我不要知道怎么搭配衣服，不要知道流行趋势，也不要知道哪儿火锅好吃。
【责任编辑 李营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