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表述
　　经济学后现代取向的主要表现，是扬弃经济人理性。阿玛蒂亚.森对经济人理性的攻击，比卡尼曼还激烈。如果把经济人理性比作极限值，解构的后现代主义的相当于只承认构成极限的数列集合，而不承认其函数，更不承认极限值的存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相当于承认代表有限理性的极限函数，而认为极限值只是理论上存在，而在“真实世界”不存在。为此，区分效用（相当于极限值）与价值（相当于数列集合），强调同一效用对应多个价值，就成为必要的理论策略。阿玛蒂亚.森与卡尼曼正好同时具备这一关键特征。

　　阿玛蒂亚.森的价值论，称为能力理论。在这种理论看来，功能不等于能力（在卡尼曼那里是“有钱不等于快乐”）。功能（即效用）是唯一的，能力（即价值）是多元的。同一个效用值，可以对应多种能力的实现，所以能力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集，森称之为“能力集”。在安娜帕娜的例子中，效用值是唯一的，雇人的钱是同一笔钱，同一个数；但价值是多元的，同一笔钱有实现三种价值的“能力”，平等主义的价值（迪努）、古典功利主义价值（毕山诺）和生活质量的价值（若季妮）。而三种价值是异质的、相对的，难以通约和比较。

　　那什么叫“好”的呢？“好”（good，善）是伦理学的核心价值。上述选择，可以说，都符合“好”的标准。这就是价值上某种程度的“相对主义”。显然，它没有那么可怕。对于互联网来说，这种多元选择，可以说将司空见惯、无处不在。俗话说得好：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传统经济学只考虑中间结果，不考虑最终结果，所以认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根本不是经济问题，或归于心理学，或归于伦理学。但后现代主义的最主要特征，就是把真实世界中的最终结果（幸福或正义），而不是中间结果（如效用）作为经济学的核心。这样，分歧就不可避免。互联网站在哪一边呢，因为它必须向个性化方向发展，向精神文化体验方向发展，所以，他只能投后现代主义一票，否则他在经济实践中就会赔惨了。比如，为什么《传奇》好，世嘉的网游在中国就吃不开？没什么好讲的，人心就象东南西北风，非要纳入经济人理性的模子，就脱离了真实世界。

　　这些道理，看起来不过是常识，但新古典经济学就是不屑于把它纳入经济学。互联网经济只有求助于阿玛蒂亚.森和卡尼曼这种具有前卫意识的“伦理—心理”型经济学家，才能把这些现象纳入规律研究。

　　我注意到赵汀阳的名著《论可能生活》（直译就是“论作为日常生活的可能世界”），极具这种前卫意识。赵汀阳虽然不知互联网为何物，但他敏感地意识到，所谓可能世界，并非康德时代那种变动不居的纯粹理性统治的世界，而是如列斐伏尔、鲍曼、利奥塔所说的日常生活的世界。现代性的社会伦理道德，必须经受后现代伦理道德的检验，从生产世界回到生活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只字不提互联网，反而可以参透互联网的神髓。互联网就是在碎片化（好听点叫节点化）生存中，找的善的先于权利的意义。

　　纲领化

　　如果把互联网本性中生发出的独有立场，在“可能世界”问题上系统化，可以得出几个重要原则：

　　第一，善先于权利的原则。互联网并不刻意介入哲学之争，但它对问题有自己的利益和看法。如果深算下去就会发现，“善先于权利”是个性化的前提性的命题。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理解鲍曼对于先于社会性的道德和责任的看法。相对于这个命题，卢梭看来要当最大的坏蛋了。从后现代观点看，卢梭过分强调可交换权利的价值优先性，这就堵住了互联网向个性化、异质性方向发展的理论上升通道，所以必须“批倒批臭”。

　　第二，切合日常生活语境的原则。阿玛蒂亚.森的能力理论，集中体现了在可能世界中切合日常生活语境的原则。检验互联网经济行为的效果好不好，不是依据教条，而是看“普遍真理”能不能切合当下语境，符合个性化要求。鲍曼主张的后现代伦理道德，有别于相对主义，是讲切合语境。互联网经济最终的伦理指向，是人有能力实现他希望的生活方式。

　　第三，以图式为桥梁的原则。康德所说的图式，是容纳感性与理性的中间地带；皮亚杰的图式，还有演进生成的含义。道德图式是对经验习俗进行编码解码，形成具有普遍性的有限理性的地方，是使善具有普遍性的保障。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反对绝对理性，但不反对普遍性，但认为普遍性不能脱离体验而存在。互联网肯定的实践规则应是有限重复博弈中演进生成的共同知识。

　　第四，悬置绝对理性的原则。互联网反对把经济人理性作为指导经济伦理的原则。不是因为它不能作为极限存在，而是因为它不能作为现实存在。因此，对经济人理性的合理态度，是扬弃与悬置。就象我们明明知道极限值不可达到，但既不否定它的存在，也不把它当作现实一样。

　　安娜帕娜应该怎么办呢？她应该用范围经济，而不是规模经济的方式处理问题。她也许会发现，她真正需要别人完成的，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组任务。她可以因人而异。

【责任编辑 李营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