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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平视点:张五常与韦森 都错了?

2003-02-09 eNet&Ciweek

  【eNet硅谷动力专稿】传统商家的“水泥”们在思考什么“商务”问题?

  这是新型工业化“时髦”后,新经济的“鼠标”们经常要反躬自问的东西。

  2003年1月18日一篇《张五常与韦森:谁错了?》的文章,把一个打了半年的传统商务问题推向了新的高潮:社会贫富,是否与交易费用比重相关?

  交易费用这个传统话题,成了媒体关注热点,很不容易。我们正好可以借机熟悉一下传统商务的“水泥”们,看他们在想什么,如何想。交易费用,也是新经济的“鼠标”们经常谈论的话题。我们该从自说自话,到倾听别人,再发表意见了。

  通过比较,最好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形成“鼠标”型“水泥”。

  从大学者到业余爱好者争了半年多的传统问题

  在这场论战中,“肇事”的一段话,是现任香港大学教授、经济金融学院院长、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张五常先生在《经济解释》卷二第三章第七节中的一段表述:“我曾说过,一个社会的富裕与贫穷的关键,是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这百分比减低少许,就大富;增加少许,就大贫。”

  引起哗然的是,另一位权威学者,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经济学界名声显赫的实力派人物韦森教授,“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给予的反驳:“按照华勒斯和诺思在他们那篇‘美国经济中交易行业的度量’著名文章中的历史统计资料的估算,从1870年到1970年间,交易费用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5%增加到45%。如果五常先生的这一断言是对的,那么,一百多年来,美国不就应该‘大贫’为埃塞俄比亚了!还能‘大富’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霸主?”

  这个论据,看上去简直太有力了。一下就把张五常据说是核心观点的东西,“一剑封喉”了。张五常先生在其一生学理分析中最拿手的“交易费用”的认识上出错了吗?

  从去年5月开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论坛》、《经济学消息报》、《21世纪经济报道》到今年春节前的《国际金融报》,论战由专业媒体燃烧到大众媒体;涉及者从经济学名门望族中如汪丁丁、林毅夫等,到山野之中的业余爱好者。有趣的是,湖北省荆门供电局副局长也加入论战,被专家评为“山野之中多高人,经济学亦如此”。 省电力公司宣传部长李湘还就此予以评说:“随着电力体制改革和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电力企业应当更加注重经济理论的研究与运用。”有报纸甚至整版介绍了这位参与论战的业余爱好者。

  可见,说“交易费用”成了传统商务中的热门话题,应不为过。到目前为止,战火还没有烧到新经济领域。不过,这个话题正好与新经济高度相关。在新经济中,人们只要一提电子商务,都要捎一句,“电子商务降低了交易费用”。只不过新经济的“鼠标”们自说自话,不大关注“水泥”们在想什么。

  “鼠标”们和“水泥”们说的交易费用,是不是一回事,双方都无暇深入辩析。反正是两根铁轨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道。今天,我们可以把它们并轨来考察一番。

  张五常之是

  张五常的观点“一个社会的富裕与贫穷的关键,是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这百分比减低少许,就大富;增加少许,就大贫”,非常有意思。因为,从不同角度看,对和错的评价完全不同。

  交易费用,可以理解为协调成本。(张五常把交易费用定义为“鲁滨逊一人世界不可能有的费用”,并称之为“制度费用”。)与它相对的是分工收益,即专业化分工带来的效率。按我的理解,张五常的本意大概是要说,工业社会,财富的本原来自分工,分工的代价来自协调。财富是分工收益与协调成本之比,即专业化分工的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代价的比较。好的经济制度,可以有效降低协调成本,即交易费用;不好的经济制度,社会的协调成本很高。在国民收入既定条件下,如果交易费用比重低,就是大富;如果交易费用比重高,就是大贫。本意是强调,不光要看国民收入,还要看付出的代价的高低。

  韦森教授认为:市场参与者的目的,往往并不是仅在降低交易费用,而是在寻求更多交易机会、更好的交易秩序和交易规则的努力中获取更多的净交易剩余,即企业利润。努力降低交易费用,只是他们为达至这一目的的手段。韦森教授这话没错,但没抓住张五常思想的核心。因为张五常先生并没有说降低交易费用是“目的”。他所说“关键”,也是指手段。当然,这里可能有细微差别。比如,按照推论,对于粗放的工业经济,韦森教授可能认为是好的,而五常先生可能认为不好。

  从大师级的“水泥”们这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首先,他们考虑问题。优先想的是专业化分工引致的生产率的提高,这是利润的来源。虽然在怎么看待这种生产率提高付出的代价方面,二者观点有点不同。但在这一点上,没有太大分歧。相比较而论,“鼠标”们对新型工业化中,什么叫工业化这一点,要加深体会。说到底,是要理解专业化分工引致生产率提高,作为利润来源。不理解这一点,你永远只是信息化,而不是工业化。“鼠标”们在过于激进的状态下(包括我自己在内),有时会矫往过正,片面强调协同的作用,把“生产和消费的同一”这种价值绝对化,而有意无意贬低了在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中提高生产率的基础作用。这是需要检讨的(当然不是完全检讨)。其次,在五常先生这里,还要学习一点。就是韦森教授错误地批评的那一点:“制序变迁是旨在降低交易费用。”五常先生对于交易费用的异常强调,显然是看到了工业社会的缺陷。(而韦森教授是否看到,就不好说了。)我们有些“鼠标”,在制度设计上,反而没有注意这一点。比如,在知识产权的制度设计上,竟“忘”了考虑交易费用,造成法不责众,有法不依的恶果。

  从市场原教旨主义看,张五常这个观点是符合逻辑的。张五常说的是整个工业化的大道理。韦森教授说的是利润导向的小道理,而且不计代价地考察国民生产总值的观点有缺陷。整个观点比较,大同小异。同新经济的观点比,他们之间的分歧实在算不得什么。

  张五常之非

  从“彻底的”新经济角度看交易费用,分歧远在“张韦”差异之上。无论是五常先生,还是韦森教授,在交易费用问题上,都显示出历史性的幼稚。我认为真正成熟的,反而是不懂经济学的比尔.盖茨。

  我这里说“幼稚”一词,不是指学术水平和学术能力,而是根据每种观点背后依靠的社会生产力的先进程度。五常先生和韦森教授,还是站在传统工业生产力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有“水泥”们特有的天然局限。我们说别人“幼稚”,不表明我们水平有多高,这跟学术水平高低没有关系,千万不要误会。我们这些新经济的“鼠标”,论专业经济学,可能还在大字不识一二的幼稚园阶段。但这并不能妨碍我们用批判的眼光对待“非常成熟的”传统观点,因为我们的批判力量不是来自个人能力,而是来自一个朝气蓬勃的上升力量。“水泥”们可以无视我们中的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鼠标”,但他不能躲在神圣和权威的光环后,企图逃避我们整体的理性的检验。我们只根据我们的体验,按照胡塞尔所说的“直面事实本身”,(又可译为“实事求是”、“格物致知”),就足以取得说话的资格。

  张五常,推而广之,整个新制度经济学,在交易费用问题上,把什么算漏了呢?“鼠标”们有什么根据,要对交易费用,进行现象学的还原?

  第一,交易费用仅仅是成本吗?

  韦森教授从反面说出了一个事实:“张五常先生和绝大多数新制度经济学家一样,到目前为止,他们还都从直观上和情感上把‘交易费用’看成是一种‘坏东西’,一种‘反角’”。我们可以理解为,五常先生是把协调当作成本来看,而不是当作收益来看的。他价值观的深处,仍然只是认为价值是由专业化分工带来的,而协调只是成本,是一种对收益的扣除。沿着这样的思路,没法面对如下现象:主要依靠信息的一对一个性化生产的差异经济、不确定和风险条件下协调成本的降低、金融市场上的非理性行为收益等等。

  而盖茨则从积极的方面来理解协调的增值作用:“要获得亚当.斯密所说的'理想化价格'('perfect price')不仅仅通过减少经纪人,而且靠使用网上的在线附加信息来实现”。在盖茨看来,即使把信息价值作为一种交易费用看,它也属于正面的价值创造,是收入而非成本。

  这就间接回答了韦森教授关于“从1870年到1970年间,交易费用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5%增加到45%”的诘难。即使交易费用比重增加,如果这意味着信息市场(包括金融市场的信息交易)对个性化需求的响应,这就不应算成本,而应算收入。因为信息是创造价值的。所以我们先要把信息创造的价值和收入,从一般交易费用中剥离出来。请特别注意,作为收入的信息交易费用,对应的是个性化需求的响应和满足,它直接就被消费了。

  第二,新经济的现象学显现了靠传统“制序变迁”降低交易费用的反例

  新制度经济学派强调“制序变迁是旨在降低交易费用”,这话固然不象韦森教授批评的那样错,但从更新的观点看,问题倒是出在了别的地方,在于它忽视了生产力的作用。张五常代表的“水泥”观点,光注意到用制度可以降低交易费用,没有想到还有其它重大可能。新经济的现象学显现了反例。

  一是虚拟企业实践,可以证伪传统观点隐含的降低交易费用必须明晰产权的假设。生态链合作、生物型组织以社会资本为基础的实践,证明非明晰产权的合作,交易费用可能低于明晰产权的合作;

  二是扁平化组织实践,证伪了企业替代市场,节省交易费用的假设。因为不分层的网络组织,更接近市场而不是更接近分层的企业。它的交易费用,比企业低,组织效率比企业高。更主要的是,扁平化组织的组织效率与交易费用相比较的微分斜率,与企业组织不同,可以比企业更为优化。

  第三,反对张五常,然后再回到“张五常”

  出乎意料,我们的结论,同样是“一个社会的富裕与贫穷的关键,是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这百分比减低少许,就大富;增加少许,就大贫”。但与张五常理解得正好相反。

  其中奥妙,盖茨一语中的:“1995年在《未来之路》中,我使用了'无摩擦资本主义'这一术语来描绘互联网是如何帮助创建亚当.斯密所设想的理想化市场的”。

  在“鼠标”们看来,降低交易费用,不光是扩大专业化分工的手段,还可能直接通向生产与消费合一的第三次浪潮,在那里,专业化专工并非主要创造价值的途径,个性化定制和体验倒可能成了高附加值的活动。在新经济的这个高级阶段,交易费用倒确实可能是在国民收入的百分比占得越来越少,那不是由于社会分层的组织制度设计得更有效率,而是社会生物化、有机化、人性化,使连分层组织,带国民收入本身,一齐成为了可疑的概念,要接受个性化体验价值的评判。到那个时候,交易费用的下降,将不再是来自对于分工的协调,而是来自产消合一了。

  有没有可能,形成“鼠标”型“水泥”?

  也许现在我们应当说:以交易费用的下降带动专业化分工,专业化分工促进交易费用的下降。这是我们从未来再回到现实的选择。(文/姜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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