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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平视点:软件业到底念哪本经

2002-07-16 eNet&Ciweek

  【eNet硅谷动力专稿】62亿搅动一潭深水。

  2002年6月27日,国家计委与微软CEO巴尔默签署的一项合作金额在62亿元的协议,似乎要给中国软件业发展带来新的方向。

  打个不完全准确的比喻:如果把“本土教练”科技部原先认定的20个软件园比作国内足球甲B联赛,将“本土教练”信息产业部重新认定的11家“国家级软件产业基地”比作国内足球甲A联赛,这次合作就好比中国国家足球队请来了微软这个“洋教练”,而且还带着《中国软件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这个关于怎么“踢足球”的“施政纲领”。

  就象争论中国足球如何雄起一样,人们也在纷纷关注:中国软件业要成功,到底念什么经?

  可以肯定的是,微软这回终于想明白了;

  不能肯定的是,我们自己到底是否完全想明白。

  也许我们可以想明白的是,软件业最终要走市场导向之路;而最有可能想不明白的是,软件业要实现的是工业化,还是信息化。

  微软终于想明白了

  微软想了好几年都没有想明白的事,这次终于让巴尔默和唐骏合伙想明白了。

  微软走到今天,应了托夫勒1970年的预言:从产品走向服务,从服务走向体验。

  微软在中国的历史,正好是在演奏产品、服务和体验三步曲:与产品对应的,是微软的知识产权战略,以卖出PC软件为目标;与服务对应的,是微软的企业策略,以应用和服务为诉求;而与体验对应的,则是62亿大单背后的“源代码”——帮助对方成功。

  定位于产品层面的微软

  盖茨主政时期的微软中国战略,主要定位于产品层面。盖茨的战略思路,是通过建立技术霸权,在不承担技术扩散和消费者权益双重社会责任的条件下,净取垄断产品利益。几任微软中国总经理,受的主要都是产品压力。

  微软在中国的路数是,第一步,先让你们盗版,培育出市场;第二步,进行院外游说,改变中国知识产权法律,使最终用户盗版非法化;第三步,包括政府在内的最终用户被迫使用微软操作系统和办公软件产品,微软中国的业绩由此火山爆发。

  微软的计谋几乎就要成功了。他们做得最成功的一步是,“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在中国以外的国家想都不敢想的“大馅饼”:中国竟超过WTO要求和美国本土标准,认定包括政府、教育机构在内的最终用户使用未经授权软件非法(国际惯例是对于最终用户合理使用未经授权软件,不视为非法,一般只追究商业用户盗版)。

  但人算不如天算。在北京市政府采购案中,微软逻辑的第二环节和第三环节可笑地断裂了:北京市政府说,对,我是要用正版软件,但我用国产的,不用你的。微软的院外活动等于给他人作了嫁衣裳。

  在这些戏剧性事件背后的深层矛盾在于:微软定位于产品,与中国软件业发展存在根本利益冲突。会成为这样一个博弈:盖茨问中国,你到底要什么?我可以帮助你做什么?中国人对他说,我要自己搞软件产品,你死去吧!

  定位于服务层面的微软

  从定位于产品,转向定位于服务,最大的一个变化,是知识产权在这里基本无用武之地。因为盗版主要发生于最终用户所用的操作系统和办公软件,而企业商用软件基本不存在盗版问题,因为对大型商用软件来说,只有通过服务才能有效使用,所以商用软件实际是卖服务而不是卖产品。

  据说,在唐骏的规划中,今年微软中国最重要的举措就是树立微软在企业级软件市场的地位,从以产品为导向的市场策略向以应用和服务为导向的市场策略转变。为此,微软会有一系列的渠道建设、合作伙伴计划。微软今后会与合作伙伴有更紧密的合作来开展业务,合作伙伴战略是微软今后的一张王牌。

  在商用服务领域,微软需要占据的战略要点,一是商用技术标准,如XML;二是社会资本,包括关系和信任,特别是政府、行业的关系和信任;三是建立行业生态链;四是行业规范和基准,要进到制订规则的圈子里来。微软作为中国这方面市场的后来者,每一样都需要积累。

  微软服务战略的最大敌人,不是盗版,而是关系。需要“鲍尔默关系学”来处理这类问题。如果搞不好,典型的博弈关系就会成为:鲍尔默问,你要什么,我可以帮助你做什么。中国人回答:我要的你全都不懂,你跟我没关系,我不相信你。

  定位于体验层面的微软

  微软自从推出XP(“体验”的英文缩写),就标志着他已在战略上进入到托夫勒划分的“第三波”了。服务定位于“用”,体验定位于“体”。光把自己定位在应用和服务,是追不上领先者的。微软决定走捷径,就是从微软的核心战略库中,直接搬XP(体验)这张牌,希望高举高打,从战略上致胜。体验的基本模型,对个人用户来说是“让你快乐”,对企业用户来说是“帮你成功”。微软既把重心放在企业服务上,自然相应的体验战略就必然是“帮你成功”。这就是62亿大单的核心。

  2001年5月在香港举行的财富论坛上,鲍尔默拜会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后,开始意识到了自己有责任参与中国软件产业的建设。鲍尔默说:我们和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签订了一个协议,希望帮助中国产业发展。微软在中国市场或其他市场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地软件产业的发展。微软大中华区总裁黄存义说,"其实说白了,就是微软希望支持国内软件产业的发展,并为此投资62个亿,经过与计委的合作,双方为投资共同制定了方向。"

  采用体验经济战略,微软才第一次与中国人想法对上了点儿。达成合作的这个博弈是这样的:鲍尔默问,你到底要什么,我可以帮助你做什么?中国人说,我要的是中国软件业的成功,为此我愿意用市场来换。鲍尔默说,好,我帮助你成功,你给我一部分市场。

  我认为微软这次态度基本上是认真的。因为帮助用户成功,确实符合微软的逻辑和利益。唐骏总做出一付“你的成功,比我的还重要;我的成功,要靠你的成功”的姿态。这种“表演”,基本也是可信的。因为这正是XP的精髓所在。反过来说,唐骏要是连微软的体验经济都不懂,那不是微软又选错人了吗?

  当然,说微软真诚合作,不等于说,他想帮忙,就一定能帮好忙,而不是忙倒忙;也不等于说,他帮了忙,中国软件业就一定能成。外因毕竟只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据。所以我们下一部分,主要是反思我们中国人自己。

  我们明白不明白

  1、可以想明白的

  以市场换技术,是中国传统的产业发展政策。在计委请“洋教练”这个例子中,包含着这样的实际内容:

  第一,以市场为导向,提升民族产业。通过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通过市场行为达成规范、标准和技术的扩散、融合与统一,我们获得产业提升,微软将从中低端的服务和产品获利。以市场换技术的目的,是为了中国软件业的“成功”。微软长期没想明白的,就是他想光想向中国引进产品,不引进技术和管理。这样会无助于中国软件业的成功,还会发生正面冲突。

  第二,市场形成技术标准,而非靠行政决定标准。引进技术的过程,势必成为一个引进技术标准的过程。这与自主建立标准和系统是什么关系呢?我国软件园建设,长期以来,是在“政府主导”的指导思想下建立起来的。不用讳言,我们主观上往往习惯于“人造”标准,而非市场标准。自主标准不可少,可实际上难有竞争力。微软的方案绕来绕去,核心是强调市场导向,强调由市场形成事实标准。

  强调市场形成事实标准,有两面的意义:一方面是由国内需求决定标准。由于市场在中国,所以微软要入乡随俗,为这种“标准”付出代价。这是中国人利用市场优势与微软讨价还价的本钱。因此,我们讲要“鼓励应用,内需拉动,把培育市场作为发展软件产业的切入点,充分发挥国内市场潜力巨大的优势”。中国软件业要大发展,单单为了引进技术,就不可能完全是面向出口,否则,你的市场优势在哪里,微软为什么会为你的市场而付出?另一方面是由国际需求决定标准。“要坚持开放,扩大出口,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促进国产软件标准和质量与国际接轨”。扩大软件出口,必然要与国际市场接轨,这在客观上,也会提出市场引导的要求,包括与国际系统接口的要求。我们的软件园建设,就象中国足球联赛,不可能不问市场,不问国际先进水平,关起门搞近亲繁育。

  这是一个软件“贸工技”的思路。

  没有想明白的

  想明白要按市场和需求导向的方式发展中国软件业,请一个高水平的“洋教练”来“帮助成功”,但如果内因不配套,不能发挥作用,中国软件业的成功,仍然会是一桩悬案。

  内因,就是指中国软件业发展的自身成功因素。我个人认为,我们比较多地从工业化的经验中归纳软件业所需的条件,但较少从信息化的要求出发分析软件业需要的土壤。最大的问题将出在这里。内因要自己起作用,内因不起作用,有多少微软这样的外因,也不会有好结果。

  软件业的发展,不是又一场简单的工业化运动,它本身就是信息化的过程。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信息化是系统的有机化过程。而工业化是系统的无机化过程。软件业作为信息化过程,本质上是智慧的有机化过程。抓不住这个本质特征,软件业发展就没有根子上的生命力。

  我这样说是有针对性的,我认为中关村发展存在以下背离软件业信息化规律的遗传基因,会让真正正确的东西“水土不服”:

  首先,中关村“重外轻内”,重物质资源汇聚,轻信息空间重构。

  中关村目前浓厚的房地产气氛,与信息化是背道而驰的。根子在哪里呢?原来,我们在战略设计上,把城市信息化的基础理论理解反了,在世界观上就反了。我个人认为,信息化在本质上不是城市化,而是乡村化。硅谷就不是按城市化原则建立的。而中关村却在按城市化原则建设,把有限的资源过多投入到物质资源的城市化集中上了,而没有把资源聚焦于信息空间的重构和知识会聚上。将城市化与信息化并轨,只适合那些工业化未完成地区,不适合中关村。中关村的魂在于“村”(地球村)而不在于“城”,因此重要的是“重构信息空间”。我推荐卡斯特《信息化城市》一书,其中谈到:“信息空间历史性的出现正逐步取代城市空间的意义”。具体怎么做,大家可以从中得到启发。

  其次,中关村“重硬轻软”,重正式制度建设,轻非正式制度建设。专家提出,建设良好的法制环境;疏通融资渠道,建立“二板市场”,提供支持性设施等,都是对的,也是好的。但这些都只是用工业化的手段在间接建设中关村,而不是在建设中关村本身。这里面也有对信息化的片面理解。正式制度,是用无机化的方式建设系统,而非正式制度,是用有机化的方式建设系统。最典型的就是社会资本的建设,是中关村非正式制度建设中最薄弱的一环,是软件企业做不大规模的最直接原因。卡斯特在网络社会三部曲中,精辟地将网络社会概括为物质网络建设和精神网络建设(认同)的“二合一”。中关村一手硬,一手软,没有“认同”这一关键制度设计,成为只有一条腿的“硅谷”,是最大败笔。没有人文认同的中关村,是冷血的中关村,不会产生有生命创意的软件天才组合。

  再次,中关村“重大轻小”,重视大企业,不重视中小企业。中关村作为有机整体,扼杀创业精神,忽视草根文化,是非常危险的,这会使机体逐渐失去活力。方兴东、王俊秀在《正在消逝的中关村》有充分论述,我很赞同。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也是政府在根子上没有理解信息化是有机化这样的观念,还在按工业化思维思考问题。

  最后,中关村“重强轻弱”,重视强势群体,忽视弱势群体。表现在多方面,如在知识问题上,片面强调知识产权,忽视信息共享;在利益设计上,片面强调企业家利益,忽视外部性、利益相关者和企业社会责任等等。这些都会在不知不觉中,破坏知识有机化的社会生态环境,使软件业缺乏内在生命力。

  我说的这四个方面,看起来都不象“政策”问题,净是一些软性的、“轻飘飘”的问题。但我认为,中关村成不了硅谷、班加罗尔,正是差在这些“细节”方面,而不是差在那些“宏大”的方面。

  我们软件业发展,同硅谷、班加罗尔比起来,不尽如人意,不是不努力,而是用力过猛,我们还没有学会自然而然地让一件事充满活力地、自发地、无心插柳地成长起来。“用力过猛”的实质就是工业化,而“充满活力地、自发地、无心插柳地成长”正是信息化的特征。我们习惯了雄纠纠地搞“用力过猛”的运动式的工业化,还不太习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有机式的信息化。这正是中国软件业发展令人担忧之处。

  千万别出现这样的尴尬局面:微软想明白了,来帮助我们成功;我们自己却整不明白,因而把成功又还回去了。(文/姜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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