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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平视点:从仪科惠光事件看社会资本缺失症

2001-09-24 eNet&Ciweek

  姜奇平

  【eNet硅谷动力专稿】中关村病了!

  仪科惠光事件,带来了人们对中关村信誉危机的关注。信誉危机,只是这场“中关村病”的病症。它的病因,既不是缺钙,也不是缺铁,而是缺“社会资本”。因为社会资本的核心,正是可以快速扩张“关系”的“信任”。

  如果把互联网说成是技术网络,那么社会资本就相当于社会网络。技术网络发达了,社会网络仍在初级阶段水平。这就是当前的中关村问题。

  以“新经济时代的超常规发展模式”相标榜的仪科惠光,象巨人样一夜之间轰然倒下。其时,正逢中国加入世贸搬开最后一道围栏门。这是一个及时的预警:中国入世要当心“中关村病”——社会资本缺失症。

  “中关村病”诊断

  仪科惠光采用低进高出的策略,在中关村高速扩张IT渠道,一度成为中关村的渠道英雄。然而它的发展,建立在赊销基础上,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资金缺口也越来越大。结果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击鼓传花”式地靠新加盟的企业注入风险抵押金,在各个供货商之间赊货和清偿。然而,只要有一个环节掉链子,就可以使仪科惠光之“墙”从最薄弱的那块砖头开始,发生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整个大厦的坍塌。这就是仪科惠光的故事。

  病出在哪里?第一,关于“骗子”说。有人说仪科惠光是“骗子”,也有人说林晓志不是骗子。我认为,林晓志和仪科惠光是不是骗子,并不重要。9月18日《中国经营报》归纳中关村骗子两大类型5小类型时,就有“骗子们为了使货物迅速变现不惜高进低出”专门一类。从客观效果看,与仪科惠光的行为并无太大差别;区别似乎仅在当事人的主观动机。我的第一个看法是,中关村是否存在信誉问题,不取决于个人或公司主观动机如何。主要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不会因为主角的道德品质如何而改变问题的性质。林晓志个人即使象史玉柱一样通过二次创业挽回了个人信誉,也不等于说中关村的信誉问题可以由此种模式得到解决。第二,关于“时运”说,有人认为,仪科惠光垮台,是因为“时运不济”,他们的公式是:如果……,就不致于……。比如,如果不是中关村渠道普遍吃紧,如果不是某某公司以保全方式起诉,等等。我认为,仪科惠光成为王还是败为寇并不重要。因为即使此一时,此一地矛盾暂时不发作,信誉问题仍然存在。仪科惠光就是侥幸上市又怎么样,如果经营模式就是缺口模式,无非是把包袱甩给下家。因此我的第二个看法是,中关村是否存在信誉问题,不取决于个人或公司把握商业机会上一时的客观效果好坏。第三,关于“特例说”。人们形成共识:仪科惠光的垮台,偶然之中存在必然性,是渠道经营本身出了问题。但这件事,真的是渠道这个特例本身的问题吗?我认为,中关村的信誉问题,这回是集中体现在渠道上,但问题本身却不光是渠道的问题,而涉及更为普遍的问题。因此第三个看法是,信誉问题是整个中关村的问题,甚至是整个“中国特色”的问题。不抓住问题的要害,从理论上剖析清楚,从体制上解决问题,仪科惠光的“病”,就会成为中国企业加入世贸之后,普遍流行的传染病。

  “中关村病”的要害是社会资本缺失

  社会资本,是国际社会与技术网络配套提出的社会网络理论。旨在解决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社会体制变迁与技术革命变迁的配套问题。

  社会资本理论的关键词,是“关系”和“信任”。它的提出,是针对这样的问题:技术网络发展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关系价值高于节点价值。东方人的“关系”虽然也是一种“关系大于节点”类型的东西,但缺点在于,这种关系是自然血缘的,或私人的。它的社会化程度不足。互联网要求的关系,是彻底社会化的关系,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而陌生人之间要发生关系,必须有“信任”作为保障。“信任”是以互联网规模低成本扩张的社会润滑剂,起到从根本上降低扩张成本的作用。因此,信用和品牌,将成为新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

  许多人无法从林晓志的一些新经济主张中,正确辩析出其与新经济实质相悖的理论内核。《仪科惠光连锁通讯》曾标榜“新经济时代的超常规发展模式”。但从真正新经济的立场看,这种模式并不到位,而且在其指导思想上存在重大片面之处。林晓志的许多主张,如低成本扩张、变产品品牌为服务品牌,引进风险投资等,与新经济理论的关系,是“顺”的;但是与新经济理论的另一基石——社会资本,关系就完全是“逆”的。用社会资本理论一对照,林晓志就“显形”了。

  信誉是无形的。新经济之前的理论,往往把信任当作道德因素。而社会资本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在于,把“信任”从道德要素,变为经济要素。也就是说,“信任”可以象土地、资金那样,直接参与生产和价值分配,当然,也是有成本的。道德要素与生产要素的区别在于,道德要素没有会计成本可算,而生产要素有会计成本可算。正如9月6日首届"中国信誉论坛"提出的:信誉不仅是道德规范,也是市场游戏规则。

  林晓志主张低成本扩张,这个成本,只计了有形因素,而似乎把无形的信誉算成“没有成本”了。可按照社会资本理论,信誉不仅有会计成本,而且成本还是相当高的。如果把信誉成本计入林晓志的模式,林晓志的低成本扩张,就变成了高成本扩张。这就不是新经济模式了。

  “中关村病”有多少人得

  过去我们说“中关村问题”,强调的是中关村缺乏技术,缺乏风险投资。与此作为与硅谷相比的弱点。“中关村病”说明我们还有另一类弱点,这就是社会资本的缺乏。如果说我们发展了半天经济,整体还缺一种最核心生产要素。这个问题就可能很严重。

  事实正是如此,我认为,在各种生产要素中,中关村固然缺乏技术和风险投资,但最缺乏的,还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缺失,是中关村企业带共性的毛病。

  安娜李.萨克森尼安在《硅谷的新移民创业者》曾详细描述了硅谷如何从华人和印度人的社会资本中得益。其中,引用Shekar一段话说:“印度人的网络关系很成功,……与印度企业家协会的成员有关系就会为你赢利信用……比如说,如果惠普公司想跟你做生意,他们就会看到你是一个可靠的生意伙伴。这一点非常重要。”与此形成对照,中关村企业往往不珍惜信任这种社会资本。在仪科惠光公司印制的一份宣传画册上,可以看到中国惠普有限公司信息产品事业部总经理称其为在中国的取得了信任的重要合作伙伴。经过仪科惠光事件,想必现在惠普公司这样的公司真不知该找谁来做生意了。我认为,缺乏社会资本,正是中关村与硅谷的最主要的区别。中关村的关系,更多是私人关系;硅谷建立的是则是公共关系;中关村不讲信用,硅谷讲信用。因此,硅谷更适合低成本扩张;而中关村不利于低成本扩张。

  事实不仅如此,“中关村病”也是中国企业的通病。如何治好社会资本缺失症,将是中国企业面对入世的最大挑战。我赞成毛寿龙先生的看法:“大量外国公司的进入,为中国带来了宝贵的遵守法律的社会资本。这些公司习惯于在法治社会做生意,它们有深厚的法治经营社会资本,将打破中国市场经济中难以自拔的不守法者总能得利、守法者首先遭到惩罚的囚徒困境,为中国法治建设带来新的活力。”我们的企业,口头上也讲信用,但更多还是在道德的意义上讲信用。真正的经济意义上的信用,是必须用制度来保障的。没有制度保障的信用,不可能成为经济意义上的信用。据说美国专门有一个叫国家信用局的机构,一旦某企业或个人有违背信用的案例,达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被列入"黑名单"。我国现在也正在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国家经贸委今后将把培育信用中介市场作为工作重点,逐步建立健全信用记录及公布制度。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官员说:"在中关村建立信用体系,不管多难,我们都要起步"但愿这是一个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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